孤独的我就不停地给父亲写信，一封接一封，一封比一封长。信的内容长，写信的时间也长，每天晚自习，做完作业，我就铺开信纸给父亲写信。每当我写信时，就会被成华取笑：“现在都什么时代了，居然还写信？”
我疑惑：“那写什么？”
他用拇指和小指比划在耳边，说：“打电话呀！一问一答，才有话说，自言自语，有什么意思？”
对于他的取笑，我权当没听见，我不能告诉他，我们农村没安电话，那样很没面子。也许在他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
那时宿舍楼的传达室安着一部电话，只能接，不能往出打。街上的报刊厅和小卖部倒基本都有公用电话的，花个块数八毛，就能远隔千山万水听到亲友们的声音了。
舍友们都能接到电话，每当传达室的老王在楼道里喊：“206的XX，电话。”我就特别羡慕，所以我那时有个小梦想，就是参加工作后，不管工资高不高，至少应有一间办公室，办公室里有部电话。
这个梦想直到今天都没能实现。
我刚毕业的时候，是在工厂的车间里当技术员，没有办公室，自然是没电话的。两年后我当上了工段长，有了办公室，可是办公室的电话却拆了，因为人们都用起了手机。当我觉得终于有能力在自己家里安部电话时，又觉得完全无用了，手机已普及到一个泛滥的程度。
我的步伐，总是跟不上时代的节奏。
是我太慢，还是时代进步太快，我不得而知，或许两者兼有吧。
不过，当时成华有一点说对了，我确实是在自言自语。我基本每周都写六七页纸的信，但几乎收不到父亲的回信，即使有，也是寥寥数语：“好好读书，不要想家。”或者：“照顾好自己，缺钱来信。”
往往满腔热血的千言万语，只能换取父亲冷漠淡薄的片言只字。我又写信问起关于郭晴阿姨的事，他回信说：“你寒假回来说。”
对学校失去热情的我，便望眼欲穿地等着放假，那个从未谋面的郭阿姨的故事，成了我迫切要探究的内容，功课反而不打紧了。
终于等到寒假，班干部给我们统一定了车票，我就回家了。相别四个月，家乡对于我更增加了一分吸引，那破败的房屋，那坑坑洼洼的黄土路，那枯朽的树木，连半夜被狗叫声惊醒都是件特别幸福的事。
我有满肚子的话要对父亲说，父亲一边干活一边静静地听着，偶尔应和两句。他走到哪里，我便跟到哪里，不停地说，絮絮叨叨。四个月的沉默寡言没让我丧失语言能力，反而增加了我的表达欲望。
我说累了，就对父亲说：“该你了，说你和郭阿姨哇。”
父亲并没有说，找借口拖过去了。直到除夕的晚上，我们隆过火，放过炮，接过神，父亲拿出一瓶酒，倒了两杯，说：“来，是个大人了，喝点哇。”
那是我第一次喝酒，抿一抿就觉得舌头疼，嗓子烫，直到最后也没能把那杯酒喝完。父亲则一杯接一杯地喝。我们边喝边聊，各种话题，最后慢慢地转移到了郭晴阿姨的身上。
我问：“你们为甚没走到一起呢？”
父亲长长地叹口气，说：“怪你爷爷，唉，也不能完全怪他。”
我又问：“那她后来嫁人了吗？”
父亲说——
其实我们真的挺好，虽然那时还小，但觉得，她就是我的，跑不掉的，板上订钉的事，如果不是后来两家有了恩怨的话。
恩怨得从我上三年级的时候说起，六零年，你知道的，饿年，给苏联还债的那年。家家户户吃的喝的都交公了，只能到人民公社吃大锅饭，吃糠皮和糖菜丝混合起来的窝窝头。
听到风声的，就早早地藏起一些米面，炉坑里、炕洞里、风箱里……其实藏不了多少，但总比没有强；没听到风声的就甚也没落下，比如我们家（指的是我爷爷家），只能吃定量供应的窝窝头。
那东西，干，涩，苦，虽然夹着糖菜丝，却吃不出一点甜味，糠皮沾在嗓皮上，咽不下，舔不掉，难受得很，有时得用手指抠。
那时的人们，个个都面黄肌瘦，像我这大个子，更是饿得厉害。但是没办法，谁都是这样，都知道这是国家大事，都应该支持。
就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有天上学的路上，郭晴居然给了我一块白面饼。要知道，那时候只有哺乳期的妇女和刚断了奶的孩子才有资格吃白面，其他人，一律吃窝窝头。
我问：“郭阿姨的白面饼是哪来的？”
父亲说——
郭晴的父亲听到风声早，就趁黑夜在家里的地上挖了个坑，放了一只缸进去，米面全屯在缸里，盖了盖，又覆了土，瞒过了公家人——这是郭晴悄悄告诉我的，不让我说出去。我虽然知道事关重大，但还是无意间说给了你爷爷。
唉，这就是两家恩怨的由头。
你爷爷怨恨郭晴的父亲早听到风声却没告诉他，亏得两人还是多年的老交情，还是一个头磕到地的拜把子兄弟。不告诉他倒也罢了，自己私藏了粮食还吃独食，所以你爷爷不让我和郭晴来往，他本人也不再和郭晴的父亲来往，仇人似的。
我不可能不和郭晴来往，但毕竟是孩子，时时事事不能违背大人的话。
有一天，郭晴端了一碗猪肉给我，让我端回家，给家人解解馋，有点想收买人心的意思。我简直不敢相信，她家居然能吃上猪肉，在那年月，这可比吃上王母娘娘的蟠桃还稀奇。
原来，她家偷偷地养了一头猪，养在菜窖里——我不知道猪崽子是哪来的——在生产队干活时，她父母剜些杂草回去喂猪。那猪见不着太阳，没长多大，可能也就杀了几十斤，炼好闷在坛子里，埋在地下。
郭晴趁家里人不在时，偷挖了一碗给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