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环形跑道上的逃跑者
说话间，我们又来到了另一间病房门口。门外站着几个无精打采的年轻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我和张迪在那边等卫东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发现我们了，还时不时地瞟张迪几眼。等到后来我们争论的时候，他们都好奇地注视着我们，我敢肯定我们的谈话都被他们听到了。也许他们感兴趣的是张迪和夏彤彤，但离得这么近，我们说话的声音又那么大，肯定传到他们耳朵里去了。
当我们懒懒散散磨磨蹭蹭地走到那间病房门口的时候，他们停止了聊天，用一种漠然的眼神打量我们。卫东停下来，我们也跟着停下来。卫东扫视了他们一眼，朗声问道：
“几个兄弟是这间病房的吧？”
他们都不做声，疑惑的目光全都集中在卫东身上。有一个满脸浮肿的青年干咳了两声，似笑非笑地看了他的伙伴们一眼，用一种愤愤不平的口气问：
“我们是不是这个病房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们和我确实没有关系，”卫东笑眯眯地说，“但只要你是这家医院的病人，或者病人家属，就和我们在做的事有关系，息息相关。”
“哇！”一个头发蓬乱两眼迷 离的青年说，“你们在做什么事啊？居然影响到这么多人的利益，好牛逼哦！”
“牛逼不牛逼不是我们说了算。”夏彤彤上前一步说，“得让别人来评价。”
夏彤彤一出场，那几个人都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都收起了玩世不恭的态度，代之以一种严肃与郑重的表情。
“看你的样子，严重睡眠不足。”夏彤彤对那个两眼迷 离的青年说，“并且是长期睡眠不足。我没说错吧？”
他一脸困惑地看着夏彤彤，看不出她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他突然脸一扬，用那种装出来的蛮横口吻说：
“是又怎样？”
“你们几个好像也……”夏彤彤又转向其他几个人说，“你们同样睡眠不足，程度轻重不同而已。”
“莫非你能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其中一个说。其他几个马上哄笑起来，他们笑得那么开心，仿佛这是天下最好笑的事。
“我确实有办法改善你们的睡眠质量，”夏彤彤朝他们妩媚地笑笑说，“但你们得按我说的做。”
“怎么做？”他们异口同声地问。
“得先把灯关了！”
“然后呢？”
又是一阵哄笑。
“要是做不到这一点，就没有然后。”
“我们可以去酒店呀！就按你说的，先关灯！”
“你能一辈子住酒店吗？”
这下没人吱声了，他们听不懂夏彤彤的意思。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她对他们经济实力的质疑，也可理解为一个女人渴望安定的朴素愿望。但很显然，一个女人对几个素昧平生的男人表示哪一种意思都不适合。
中年男人紧跟在夏彤彤身后，神色紧张，双拳紧握，一副随时准备冲出去为她拼命的样子。也许是因为过于紧张，他对卫东不满和鄙夷的眼神居然视而不见。我们都能听到他粗重的喘气声，看到他的胸脯在剧烈地起伏。他就像一头如临大敌的公牛。
“瞧你那副样子，想做护花使者呀？”那个眼神迷 离的青年说。
他话一出口，他的同伴都哈哈大笑起来。他们笑得越厉害，中年男人越窘迫。他憋得通红的脸上肥大的鼻翼在不停地颤抖，他的两眼仿佛就要喷出火来。
“退回去！”夏彤彤侧过脸呵斥道。
中年男人乖乖地回到妻子身边，两眼仍旧凶巴巴地瞪着那几个人。现在他们已经将夏彤彤团团围住了。他们又开始嬉皮笑脸地逗她。也许因为有我们在场，或者因为夏彤彤分寸把握得恰到好处，他们虽然跃跃欲试，蠢蠢欲动，但都不敢太放肆。
“枉自你们几个大老爷们，睡觉这样的事还要我来教你们。”夏彤彤的手指都快要戳到他们脸上去了。
“我们就喜欢你教我们怎么睡觉？”一个嬉皮笑脸的声音说。
“我可以教你们，就怕你们不敢按我说的做。”
“上刀山，下火海，我们都愿意！”
“不需要上刀山下火海，只需要你们跟着我们，去向医院争取一点属于我们的基本权利。”
“什么基本权利？”
“开灯关灯的权利！病房的电灯开关应该安在病房，由我们自己控制。”
“我们要做什么？该怎么做？”
“我们让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让你们怎么做你们就怎么做。”卫东说。
在夏彤彤唱主角和那群青年周旋的这段时间，她被他们围在中间，既像一个轻浮的娼妓，也像一个尊贵的女王。她谈笑风生，应对自如，美丽妖娆，光彩照人。卫东被凉在一旁，几次想插嘴都没机会。后来他索性将两手插在裤兜里，像局外人一样作壁上观。他一会看看那几个青年，一会看看夏彤彤，他的眼神像解剖刀一样冷冷地审视着他们。
“如此说来，你是这个组织的领导咯？”一个青年用挑衅的口气说。
“我们这里没有领导，”卫东说，“我们只是组织者，服务者；也算带头人，事情总得有人挑头做吧?”
“带头人不就是领导吗？”
我想说带头人和领导不是一码事，但看看那群青年茫然又漠然的目光，我什么都没说。
“怎么称呼我们无关紧要，”卫东说，“关键是能不能带领大家把这件事做好。”
接下来他像发表就职演说一样，慷慨激昂地描绘了一通他所设想的美好愿景。他说争取病房控制电灯开关只是我们革 命目标的第一步。我们怎么达成这一步，卫东只字未提。他没有告诉我们具体要做什么，要怎么做，他只是用一种过度热切的口吻和一些大而无当的词语表示，要实现这个目标可谓小菜一碟。但对实现这个目标后的进一步打算，卫东却考虑得比较详细、具体，说得津津有味，头头是道。
他说实现第一个革 命目标，我们只是走完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我们的队伍不但不解散，而且还要继续吸纳新成员，使之不断壮大、完善，慢慢形成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强大的队伍。
“我们这支队伍的宗旨就是为病人服务。”卫东说，“凡是病人需要而我们又力所能及的，我们绝不推辞。我们的疾病给了我们致命的一击，毁了我们的未来，毁了我们的幸福。但如果我们致力于追求一种更高远的人生价值，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就能超越这具速朽的肉身而达于不朽。在我看来，为病人服务就是这么一种值得追求的崇高目标。”
“我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一个懒洋洋的声音说，“哪里还顾得上别人的死活。”
“我也是。”另一个说，“我的病毁了我的一切，钱没了，身体垮了，老婆跑了。有谁可怜过我，给过我一丁点帮助，哪怕一句安慰！”
“我们帮助别人，除了受帮助的人受益，我们自己也是受益者。”卫东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倒不是说帮助别人能得到多少物质上的回报，但你能找到一种精神上的满足 感。当你向一个比你困难比你可怜的人伸出援助之手之后，你至少能从一种狭隘的怨愤情绪中超脱出来，享受到一种精神的愉悦。一句话，我们的宗旨就是，做一个好病人，为病人服务！”
卫东的话跟我们的小学老师说的一模一样。我小时候对老师言听计从，老师的话就是圣旨，老师说要做乖孩子我就做乖孩子。不干坏事不捣蛋，老师就夸乖孩子。做乖孩子不容易，因为我们做梦都想干坏事，想捣蛋。看到马蜂窝就想捅，看到狗交配就想棒打鸳鸯，看到一男一女呆在屋里就想听壁根，看到学校敲钟的胖老头一瘸一拐地走路就想跟在后面学。但这些事都不能做，做了就有可能被罚站，被老师拿尺子啪啪地打手心。罚站我不怕，打手心我也不怕，但我怕老师说我是坏孩子。他那种嫌弃的目光简直可以杀死人，用目光杀你一回还要用语言继续杀，简直是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最后还要打招呼不让其他小朋友和你玩。
很多人都知道当乖孩子损失惨重，你会丢掉很多乐子和找乐子的机会，还会失去和一些有趣的孩子做朋友做游戏的机会，但我和很多人都义无反顾地选择做乖孩子。当我们无精打采闷闷不乐地做了乖孩子之后，老师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做好孩子！好孩子的境界比乖孩子高得多，得到的赞扬和掌声当然也多得多。但好孩子更难当，从小我们就知道好孩子千里挑一，凤毛麟角，不是想当就能当的。不干坏事不捣蛋就可以当乖孩子，但要做好孩子，除了不干坏事不捣蛋，还得做好事，助人为乐，品德高尚，表现优异，言行举止都得有可圈可点之处。
要让自己做好孩子，得做好准备掉几层皮。很多像我一样立志做乖孩子的人，最后对好孩子这座大山都望而却步。我可能是想人家的赞美和掌声想疯了，在当乖孩子当得皮塌嘴歪以后，居然吹响了向好孩子的阵营冲锋的号角。
为了做个好孩子，我丢掉了做坏孩子可能享有的乐趣，甚至丢掉了一个孩子应有的天经地义的乐趣。为了得到老师的表扬，为了赢得同学的赞赏，我整日挖空心思找好事做。当你特别渴望做好事的时候，你会惊讶地发现天下需要帮助的人是那么少。我们这些渴望做好孩子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偶像：雷锋。我们都渴望像雷锋那样成为其他孩子学习的榜样，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样一来，我的名字就有可能被那些像白纸一样纯洁的女孩饱含深情地念出来，我的头像就有可能出现在所有年级的学生作业本的封面上。当我们发现我们周围并没有那么多好人会给你提供做好事的机会的时候，我们开始羡慕雷锋的好运气。他好像走错路都可以碰到做好事的机会，不是遇到迷路的妇女，就是遇到背东西的老人，坐趟火车都有人丢车票等着他去救急。
当我们知道雷锋做的好事多数都是路上碰到的以后，我们走在上学放学的路上就特别留意，寻找需要帮助的对象。也会有外地人路过，但我从未碰到过迷路的人。背东西的老人倒是经常遇到，但在家里干农活的时候背得够多了，大家都避之唯恐不及，做这种好事简直就是自讨苦吃。我们想做那种轻松的好事，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得到别人表扬的那种。
一次班会课上，一个小胖子说出了我们几个积极分子的苦衷：好人不好当，愿意成全别人的好人太少，做好事的机会可遇而不可求。老师告诫我们不要好高骛远，不要梦想着一出手就轰轰烈烈，要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他还说做好事的对象不一定非得老弱病残。于是我们就开始留意身边的小事，留意那些正常人健康人，也许他们也能为我们提供做好人的机会。
慢慢地，一到课间，校园里就会出现一些积极分子的身影，他们用寻找人民币的目光寻找垃圾。哪怕地上有一丁点纸屑，一丁点果皮，我们都会飞快地跑过去捡起来，动作慢一点就会被别人捷足先登。诸如此类的身边小事还有帮同学捡起掉在地上的书本、文具，替值日生打扫卫生，帮别人背书包，等等。但我遗憾地发现，当我做了这些好事以后，别人（包括那些受益者）不但没有给予我应有的赞美，还把我当傻 逼。我仔细观察过和我一样的其他好孩子的所作所为之后，我不再怨恨那些把我们当傻 逼的人。因为我们确实是傻 逼。
只有老师依旧持之以恒地鼓励我们做傻 逼。每星期的班会课上班主任都会把这些好孩子大大地表扬一通。我们班被表扬得最多的是那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刘二，其次就是我。每次刘二被表扬的时候都是一副傻不拉叽的样子，两眼呆滞，笑容僵硬，口水直流。我们班机灵一点的同学都发现，刘二越来越傻了。自从我看清了刘二被表扬越多就变得越蠢的真相以后，我毅然决然地作出决定：不再做好孩子。
做好孩子很难，由好孩子做回一个普通孩子更难，难于上青天。班主任第一个发现了我的变化，将我叫到办公室问话。他问我为什么不再做好事，不再像以前一样积极向上，我说我怕变傻了。他怔了怔说，你这是什么逻辑？我说我不想成为第二个刘二。他说刘二怎么了？我说刘二当好孩子当傻了，不是我一个人说，好多人都这么说。班主任神色凝重地问我，谁教你这么说的？我说没有人教我，是我自己看出来的，好多人都看出来了。
第二天，我爸被班主任打电话叫到了学校。课间时分，我远远看见我爸铁青着脸走进校门我就明白了他此行的缘由。我没有上去跟他打招呼，我看见他径直去了班主任的办公室。下午，当我惴惴不安地走进家门的时候，我嗅到家里的气氛异乎寻常。大伯象尊菩萨一样端坐在靠窗的木椅上，他的前面有一张黑不溜秋的方桌。我爸和三叔分别坐在他两侧的凳子上，我妈系着围裙站在我爸身后。
我一进门，我爸就让我站过去。我爸平常挺和蔼的，那天却板起面孔做出郑重其事的样子，他平常嬉皮笑脸惯了，那天故作严肃的表情显得有些滑稽。我一点都不怕我爸，但我大伯德高望重不怒而威，我路上遇到他都会绕开走。至于我三叔，一个游手好闲偷鸡摸狗的二流子，他连教育我的资格都没有。但那天他却翘起二郎腿，和他的两个哥哥一起做出审判我的架势。
我在电视里见过古代公堂上审犯人的情形，很明显那天他们三兄弟就是要把我当犯人审。大伯正义凛然，高高在上，仿佛大权在握的主审官。他的两个兄弟一左一右，充当他的小跟班。我站的地方就是犯人站的位置。我妈默默地接过我的书包，她走开的时候匆匆地瞥了我一眼。我妈对我一向很严厉，但那一眼告诉我她是站在我这边的。我正在想到这一步是不是应该喊“威武”的时候，我听见大伯用苍老而浑浊的声音说：
“跪下！”
我看见我爸吃惊地看了看他的哥哥，很显然，我爸没有让我跪下的意思。
我当然不会跪，就算我爸让我跪我也不会跪。虽然做好孩子和做乖孩子免不了要下跪，但我那时已经决定不做好孩子了，如果要我下跪，乖孩子我也不做了。看见我不跪，我妈的眼底居然闪过一丝欣慰和骄傲，我看见她轻轻地舒了一口气。
“你大伯让你跪下，你没听见？”三叔气势汹汹地拍了一下桌子。
“我没偷人没抢人，凭什么跪？”我盯着三叔的眼睛说。他不再说话，悻悻地看着别处。
“你不跪也罢，但得老老实实回话！”我爸大声说，“今天我去你们老师办公室喝茶了，你知道不？”
“知道。”我轻声说。
“你知道老师为什么请家长？”
“不知道。”我说。
“因为你堕 落了！”
“我又没干坏事，怎么堕 落了？”
“你原来喜欢做好事，现在不做了，这是不是堕 落？”
“堕 落是指一个人由好变坏，我没有变坏，所以我没有堕 落。”
我爸看了看大伯，他讲不过我。大伯赶紧接过茬去：
“你丢掉了助人为乐的好品质，由一个值得我们骄傲的好孩子变成了一个不思进取的孩子，这就是堕 落！”
“可是我不想做好孩子。”
“为什么？”大伯惊诧地问道。
“我怕变傻了。我们班就有个同学当好孩子当傻了。”
“胡说八道！”又有人拍桌子，这次是大伯拍的。看到他气得胡子发抖，我感到好笑。说也奇怪，那天我一点也不怕他。估计他也看出了我不怕他，他换了一种和蔼而呆板的口吻说：
“我们一向以你为荣，这个家族的很多孩子都在向你学习，你不能让大家对你失望啊！”
“要是我变傻了，你们会更失望。”
我看见我妈朝我微微点了点头，我爸则愣在那儿，一时不知道该赞同还是反对我的观点。三叔几次想插话，但他担心我揭他的短，每次都欲言又止。我看见他对我恨得牙痒痒的，在爸爸和妈妈没注意的时候，他看我的眼神里凶光毕露。
大伯看出了妈妈对我的支持以及我爸的犹豫不决。他知道只要我妈支持我，那赢家肯定是我。他急促而吃力地扶着桌子站起来，气呼呼地朝屋外走去，跨出门去的时候回头说了一句：
“你们真让我失望！”
家庭审判过后没几天，校长助理来教室找我，让我去一趟校长办公室。当我伸手去敲校长室半掩着的防盗门的时候，我感觉我枯瘦的双腿在宽大的裤管里簌簌发抖，我的心咚咚直跳。我的手指软绵绵的，头几下我自己都没听见，于是我使劲敲了敲。后来我进去了，但我拿不准校长说了“进来”没有。也许他并没有听到我敲门的声音，当然也没说“进来”，因为我看见他从电脑屏幕前侧过脸来看我的眼神略带惊讶，就像打量一个不速之客。校长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我只能看见他的上半身，他的脖子很短，感觉就像一颗光光的脑袋直接安在一套挺拔的西装上，僵硬而呆板。
“你有事吗？”
“我叫胡坚，五年级（2）班的，一个老师让我来的。”我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校长略一沉思，点点头说：“是我让他去叫你的。是这样，你们的班主任反映说你原来是一个积极上进、助人为乐的好学生，近期变得有些消极懈怠，不思进取，表现不如从前好，还有点思想偏激。是不是这样？”
“不是，没这么严重，我只是不想做好孩子了。”
“你为什么不想做好孩子？”
我没有马上回答校长。班主任肯定给他说过我不想当好孩子的原因，说过了他为什么还要明知故问呢？他是不是想让我亲口说出来？我亲口说的效果和班主任告诉他的效果会有什么不同呢？对于这个问题我最好还是保持沉默。
也许是我沉默得太久了，校长终于沉不住气了，他有些不耐烦地说：
“你不说我说。听说你认为当好孩子会变傻，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我立刻意识到校长的问题有陷阱，只要我回答为什么这么想，就等于承认了我说过当好孩子会变傻。还好我当好孩子的时间不够长，还没傻到会往一个陷阱里跳。但我又不想否认自己说过这句话，我不想撒谎倒不是因为我想做个诚实的孩子，而是撒谎让我感觉自己懦弱无能，脸上无光。于是我故伎重施，头颅低垂，保持沉默。
“作为一名校长，我为每一个孩子的进步感到骄傲，同时也为每一个孩子的退步感到遗憾。”校长语重心长地说，“鞭策你们进步，防止你们退步，这是我们教育人神圣的职责！告诉我，你真的认为当好孩子会让一个人变傻吗？”
校长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来，两手撑在桌子上俯下身子严厉地看着我。我看见自己的心跳将胸前的毛衣扑扑地顶起来，我为自己的懦弱感到羞愧。我的身子稍微往前倾了倾，我想让毛衣和胸部分开，我不想让校长看到我的心跳得那么厉害。可惜我的毛衣太紧，没用。
“要是你不否认，我就当你默认了。”校长说，“现在你有两个选择，一是继续做一个前途无量的好学生，二是离开这所学校。你听好，这不是开除你，你的情况还没有达到被开除的程度，但你这种思想很危险，破坏力极强，我不希望其他孩子被你带坏了。我再问你一遍，你真的说过当好孩子会变傻吗？”
“没……有。”
“那你愿意继续做好孩子吗？”
“愿……意。”
校长走过来，亲切地摸了摸我的头。我听见他说：
“这才是一个好孩子应有的态度。”我眼睑低垂，但我能感觉到校长脸上洋溢着喜悦和自豪的笑意。
不等校长同意，我一扭头就冲出了校长室。我知道这不符合一个好孩子应该遵守的礼仪，但我实在顾不了那么多。我得赶在我的眼泪冲出我的眼眶之前冲出校长室。一出校长室我就开始飞奔，在过道里，在楼梯上，拼命飞奔。冷风吹在我被泪水打湿的脸上，一片冰凉。后来我曾冷静下来思考过那天离开校长室后一路飞奔的原因。我的心里堵得慌，我感觉喘不过气来，我想把堵在我胸口的那团东西甩掉。我以为只要我跑得够快，它就会被我远远地甩在身后，我就能像卸掉包袱那样轻松自在。
我奋不顾身地飞跑，不怕撞倒人，不怕跌断腿，也顾不上十二月刺骨的寒风像耳光一样打在我的脸上。我从行政楼跑到教学楼，又从教学楼跑到实验楼，然后沿着实验楼前的甬道跑到了操场上。到了操场上，我继续沿着跑道跑。在跑道上跑了五六圈之后，我遗憾地发现那团堵在我胸口的东西根本甩不掉。也许我曾经有一秒将它甩掉过，但是下一秒它又钻到我肚子里去了。它无处不在，既在我的肚子里，也弥漫在我四周的空气里。想甩掉它是不可能的，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制造出甩掉它的幻觉。就像那天我在环形跑道上飞奔，如果我跑得够快，晃动得够厉害，能让我的脑袋进入一种轻微脑震荡产生的遗忘状态，我也能找到骑着快马在草原上奔驰的感觉。但转圈圈的人很快就会清醒过来，面对现实。你马上就会发现，被你甩掉的那团东西既在你的后面追逐你，也在你的前面等着你，你跑快跑慢都无济于事。
从那以后我明白了一件事，好多在路上飞奔的人，不是在追赶什么，而是在逃跑，为了摆脱某种东西拼命逃跑。很多逃跑的人像我一样，跑着跑着就跑到了一条环形跑道上。
实话告诉你，直到今天我感觉自己还在那条环形跑道上绕圈子。从小学到初中，从初中到高中，一直到大学，到现在，我的身边不断有人加入这支逃跑的队伍。在我的前面和后面，逃跑的大军浩浩荡荡。
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搞的，那天从校长办公室跑出来，跑着跑着就跑到这条道上来了。虽然每个人逃跑的原因都不一样，在后面对其紧追不舍的东西也不一样，但像我这样因为不想做好孩子而逃跑的人好像不在少数。和我们类似的还有许多：不想做好员工的，不想做好同事的，不想做好邻居的，不想做好老公的，不想做好父亲的，不想做好老师的……进了医院以后，我还碰到了一些不想老老实实做病人而逃跑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