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21年的春节，痛苦的人很多，有在榆林的李志行，也有在兰州的顾菲儿，可有一个人，比这对男女还要痛苦，他就是远在库伦的陈士可将军。
话说当初徐树铮收复外蒙，陈士可等一众与徐意见相左的官员，被徐派兵羁押回京，中央给陈任了个差事，在北京赋闲。
等直皖战争皖系失败，徐树铮亡命天涯，陈士可先前有收复唐努乌梁海和拱卫阿尔泰之功，又熟悉蒙务，中央便重新启用了陈士可，任其为“库乌科唐镇抚使”，统管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等外蒙古各部的军政民政事务，成为中央在外蒙的最高军政长官。
此时的外蒙，形势已经十分混乱，内外交困。
内是因为外蒙的王公、喇嘛对中央在外蒙的政策不满，徐树铮当初强势撤治，王公、喇嘛几乎不再有什么权利。
外是因为有外力作乱。
此时的外力，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日本支持的白俄军队，其二，是苏俄支持的蒙古人民革命党。
日本支持的白俄军队主要是谢苗诺夫，他组织了个“大蒙古国临时政府”，随着外蒙古的撤治，苏联红军在军事上的胜利，这个临时政府垮台，谢苗诺夫也被迫率残部撤入中国东北，成为流亡白俄。
但日本军方并不甘心就此放弃，他们又支持谢苗诺夫的部下恩琴，组织了800人的“亚洲骑兵师”，直接进入外蒙古境内，打算驱逐中国驻军，将外蒙古变成白俄反抗苏俄政权的基地。
直皖战争于1920年7月爆发，恩琴10月便率兵入境，行动不可谓不快。
而另一股势力行动也并不慢。当年11月，两个年轻人从苏俄回到了恰克图，开始招兵买马。这两个人，便是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创始人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
这两人都是出身穷苦牧民家庭，苏赫巴托尔早年在库伦当排字工，参加过库伦政府的部队，和一些有着左翼思想的俄国军官交往紧密，从而吸收了些布尔什维克思想。
而乔巴山，则是曾经到俄国的伊尔库斯克上过学，更为系统的接受了红色思潮的洗礼。
他们分别到苏联取得了联系，并成为苏共在外蒙的党员，并成立政党，建立武装，准备全民武装起义。
两股势力都在外蒙古摩拳擦掌，而作为作为外蒙最高长官的陈士可，却一直没有到任。他忙着在北京为驻外蒙古的军队洽商派遣援军、筹办饷需各事。因为自直皖大战之后，外蒙驻军就没在发过饷，也没有补充过枪支弹药。
然而，北京政府还在混乱期，各派人马安抚自家都来不及，谁有时间关心外蒙？
最后，陈士可只好两手空空去上任，因为他接到了库伦急电：恩琴白俄匪军攻打库伦，形势危急！
幸好，恩琴的两次进攻都被褚其祥打退了，库伦并没有失守。只是唐努乌梁海被恩琴占领了，车臣汗部、土谢图汗部东部地区也都落入恩琴掌控。
800人就能占这么多地方？
很不幸，恩琴现在已经不是800人了，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又加上有喇嘛高层及王公与之勾结，恩琴的队伍已经发展到了5000多人，外蒙的军事形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
并且，恩琴的口号是“恢复外蒙古自治、拥护哲布尊丹巴重登大汗宝座”。这简直就是拉拢活佛和那些王公的政治法宝！
所以，恩琴在库伦城外设立军事据点，那些喇嘛和王公们则主动为其通风报信及提供给养。
李志行和乔修远日日关注外蒙局势，李志行已经开始筹集弹药、粮食、药品、油料，并将包头的汽车运输生意路线扩展到了张家口。张家口往库伦的航线也开始抓紧修筑中间机场、士兵们开始学习简单蒙语……。事实上，李志行已经开始备战。
1921年1月下旬，库伦陷入恩琴白匪东西南三面包围。
此时，库伦中央政府驻军有褚其祥的第25旅不到3000人、奉系察哈尔督统张景惠手下袁天顺团的两个营，实际人数约300人、库乌科唐镇抚使公署卫队一营约200人、再就是陈士可到库伦后新招的一支轻骑队约400人，编为3个营，总共有驻军约4000人左右。
本来外蒙原有绥远骑4团高在田的1000人多人，但高因与褚其祥不合，不听陈士可指挥，自己前往中俄边界的恰克图（买卖城），去守恰克图与库伦之间的粮道。
陈士可本来打算主动出击，但恩琴军多是骑兵，来无影去无踪，又加上天寒地冻，士兵冻伤的很多，中国军队又士气低迷，怕派出去不是冻死就是逃走，所以只好困守孤城。
库伦的形势已迫在眉睫，那么中央在干什么呢？
中央简直就是摆设！总统徐世昌本来就是大家推上来的摆设，总理靳云鹏本是皖系“余孽”，只因为最后向直、奉输诚，是曹锟和张作霖留下来占位置的，因为靳既不姓直，也不姓奉。
这两个中央最重要的首脑，哪个部队也指挥不动！
本在1920年11月，恩琴进攻库伦带打退后，靳云鹏就任命察哈尔都统张景惠为援库总司令，让其救援库伦。
因为张景惠在察哈尔驻了中央陆军第16师上万人，之前大军入库都是以察哈尔的张家口为起点的，查库公路又得到过修缮，张景惠去最合适。况且，张作霖也说过愿意派兵的话。
直皖大战后，原察哈尔都统王廷桢因不愿帮直系打内战而得罪了曹锟，被免了职。张作霖随即得了察哈尔。
但张景惠只派了袁天顺团两个营，实际人数才约300人。
不知道是张景惠的队伍本来就吃空饷严重，还是特意挑了两个空编最严重的营？之后便不再发兵。理由是没有接到张大帅的命令。
并且，张景惠很忙，在忙着准备来年3月份张作霖的大寿。
张景惠忙着准备寿礼不发兵，外蒙的恩琴却不等。很快，其对库伦的进攻又开始了。
此时库伦防守布置为：褚其祥旅为守城之主力军；高在田骑兵团抽三个营，驻扎在库伦以北通往恰克图的战略要地，保护粮道，该团剩余部队，协助褚旅守城；察哈尔袁天顺团的两个营驻在库伦城南的大毛笃庆，保护通往内蒙古的大道；陈士可卫队营保卫城市治安；轻骑队的3营民兵为机动部队。
很快，有消息说高在田在粮道上的队伍遭到攻击，高团便去援助。但赶到时，白匪已经没有踪影。
而此时，白匪对库伦的猛烈进攻却开始了。
1921年2月1日凌晨，恩琴白匪军以重兵向库伦东部地区褚其祥旅主力发动进攻，“大炮轰声不断”，恩琴同时派遣千余人从库伦南面发动进攻。
南面的敌军分为两股，一股进攻大毛笃庆袁天顺团张营驻地，另一股绕过大毛笃庆，进攻小毛笃庆褚其祥旅翟营驻地。
恩琴白匪使用诈术，以中华民国的五色旗为前导。当时天未大亮，驻守小毛笃庆的褚旅翟营，误以为是前方的袁天顺团张营换防、疏于戒备，遭到突然袭击，机械、小炮被敌夺去，部队死伤惨重，仓皇逃往大毛笃庆，恩琴白匪尾随追击，大毛笃庆也随即失守。
白匪军300余人，打败库伦南山口的镇抚使公署卫队骑兵连，窜入库伦城。
至此，库伦驻军被断了后路，而且白匪从南部进入库伦城。
进入库伦城的白匪，首要目标便是活佛。
他们直扑哲布尊丹巴住所，早有喇嘛里应外合，白匪很快歼灭了驻守该处的陈士可卫队的两个连。而此时陈士可手里只有1个连的保卫兵力，自顾不暇。
当日上午10时左右，哲布尊丹巴被劫出库伦，安置在城外的满楚里寺。白匪留下一部人盘踞在哲布尊丹巴住所，作为留在城内的一颗钉子。
一得到活佛，恩琴马上利用其的宗教权威，号召外蒙古民众，气势大增。
当天晚上，褚旅不敌，主力退守库伦城东部汉人聚居的商业区----东营子。
陈士可则调集几百人马，一面堵库伦城南面被打开的缺口，一面想拔除白匪在哲布尊丹巴住所留下的钉子。
2月2日拂晓，恩琴白匪从市内向东营子发动主攻，驻在库伦以北的高在田团一部前来支援，战至2月3日凌晨4时许，褚旅一部防线被突破，褚旅向后溃散，高团部队亦溃逃。
至此，中国军队主力已败，在库伦城内的最后阵地----东营子失守。
库伦城内的汉民都住在东营子，陈士可的府衙也在这里，东营子既然失守，汉族商民也随之而逃。陈士可乘汽车向西逃走。“是时炮声震天，兵民狂奔”。
直到上午8~9点钟，高在田团另外两个营和轻骑队一个营赶到，但已于事无济，高部望风而逃。
库伦失陷！
陈士可逃出库伦后，由西转北，逃往恰克图。库伦驻军残部也向北溃退。
恩琴白匪占领库伦后，派出骑兵追击褚其祥旅，褚旅在哈河、孟哈台两次遭到袭击，节节退却，最后到达恰克图附近。
高在田团向西北方向自由行动，脱离了陈士可的指挥。
库伦失守，国内舆论哗然！
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总统徐世昌、总理靳云鹏不得不作出表态，将收复库伦事宜提上了政府议程，并电邀直、奉参与其事。
经过再三研究磋商，于2月22日拟定出一套出兵方案：援库军四路出兵，以黑龙江军(吴俊升部)为北路，新疆军(杨增新部)为西路，东路由张使(张作霖)出兵，南路由冯旅(冯玉样部)担任，后援拟请曹使(曹锟)抽调军队担任。
然而，军阀之间的扯皮才刚刚开始。
对于援库总司令人选，即援军主力为何方，直奉却各有想法，互相推诿。总之，就是怎么也确定不下来。
李志行紧急召开内部军事会议，决定再扩编骑兵，将王冠军、巴特尔两个骑兵团各扩编到3000人，将高双成骑兵团由之前的1600人扩编到2600人。
不过，这已经到他的极限了，军火和给养压力都很大，他并不能无限制地扩兵。
扩兵之后便是紧张的训练，他在训练中等待中央的命令。
然而直到4月份，谁为主力还未确定，只是在4月9日将“援库”改称“征蒙”，换了个名字。
倒是同一天，日本《朝日新闻》发表的《中蒙关系之恶劣》一文，很能说明症结所在。文章大意是说，久拖不决的原因，无非是张作霖和吴佩孚不愿抽调兵力，从而造成自己的地盘上兵力不足，给对方造成可乘之机罢了。
但在此期间，外蒙的两头恶狼都没闲着。
恩琴的部队迅速膨胀，已经达到近15000人。他成了外蒙的实际控制者，在外蒙实行严酷统治。
攻克库伦后，恩琴对东营子未来得及逃走的汉人大肆屠杀，至少有几百名汉人被杀死。恩琴的士兵在市场上燃起了大火，向里面扔各种东西：纸币、茶叶、皮草，还有受害者的头发、骨头和尸体。
目击者回忆称，当时目光所及，处到处都是绞架，上面挂着可怜的人，包括喇嘛和平民、女人和男人、年轻人和老人，甚至还有孩子。
恩琴的队伍里充斥着各种变态，有喜欢杀老人的，有喜欢杀小孩的，有喜欢折磨妇女的，以至于强奸、折磨、杀戮到处都有。
傅长缨在库伦的情报网受到了重大打击，其中的汉人几乎全部被杀死，只有狄风带了几个人逃到了恰克图。侥幸有几个蒙古族情报员在库伦活了下来，也无法再有任何行动。
恩琴责令他的一切军需皆由外蒙负担，又以将大举进攻苏联红军为名，向喀尔喀四部勒索白银三百万两充作军费，并限期缴纳。不能缴纳的，就轮流被关进牢房，肆意折磨，有些王公也不例外。
恩琴本人，还喜欢掏敌人的内脏喂自己的狼，大家都叫他“血腥男爵”。
话说这个恩琴，之所以被称作男爵，是因为他真是个男爵。恩琴其实并不是俄罗斯人，他出身于波罗的海贵族家庭，世袭爱沙尼亚男爵，小时候随继父在俄国爱沙尼亚长大，后来又进入俄国军队服务。
据说恩琴祖上是条顿骑士团的成员，按恩琴自已的说法，他的祖先与当年曾经横扫欧洲的“上帝之鞭”阿提拉有血缘关系，也就是他有蒙古血统。
这种说法也有可能正确，因为俄罗斯曾经长期被蒙古占领，西方有句话，叫“剥开一个俄国人的皮,就会看到一个蒙古人”，这货就是这样，残忍好斗。
既然这货如此残忍，那么为啥活佛和王公们非得把这货请来？而且恩琴一占领库伦，活佛还马上封其为亲王，并说他是喇嘛教的“大黑天”转世呢？要知道，“大黑天”本是婆罗门教湿婆大神的化身，后为佛教吸收，成为佛教的护法神，特别是在密宗中，“大黑天”是重要的护法神！
原因是恩琴这货是个喇嘛教信徒。
喇嘛教，现在一般叫“藏传佛教”，不过也有争议，有些佛教派别甚至认为它不是佛教，但在民国，一般都叫喇嘛教。根据恩琴的说法，他爷爷就是喇嘛教信徒，到他这，已经三代了，可以说是一个资深的喇嘛教信徒。
另外，恩琴并不是一个没文化的匪徒，他认为佛教是欧洲“心灵重建”的根本。他奋斗的最终目标，是以外蒙为根据地，建立新的成吉思汗帝国，从里海到太平洋，所以他又自称“成吉思汗二世”。
这便是外蒙两只恶狼之一的“血腥男爵”恩琴。那么，另一只恶狼是谁呢？那就是苏俄。
苏俄先是向北洋政府电请入蒙消灭白匪。北洋政府当然不答应，但苏俄已经等不及了，尤其在北洋政府号称要“四路大军”援库之后，苏俄深怕失去控制外蒙的大好时机。
3月18日，不顾北洋政府反对，苏俄以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名义，派兵占领恰克图。败退到这里的中国军队，只好又逃向北满，后经东北回国。
而苏俄又在调集更大的军事力量，准备武力控制整个外蒙。
时间已过4月，库伦失守已经两个多月，中国政府还未派兵，李志行和乔修远心急火燎，让严重组织人，将报纸上刊载的、以及归国汉商关于恩琴在外蒙暴行的见闻，整理成册，在军官和士兵间流传，开始进行思想动员。
事态变化很快，就在直奉两系扯皮的时候，恩琴的军队突然大举南犯，连陷叨林、乌德等地，其兵锋已进逼塞北重镇张家口。
也许有看官要问，这叨林和乌德到底在哪？我只能说，乌德离二连浩特很近了，估计不超过100公里，而叨林就搞不清了，也许现在叫乔伊尔，也许不是。
唉，现在只怕知道库伦在哪的都少，真是一种悲哀！
恩琴部队已经接近察哈尔边境，中央不得已，4月25日，召开了“天津会议”磋商。
此次会议，又称“北方四巨头会议”，曹、张、靳（靳云鹏）、王（王占元）四巨头，以及全国各省督军、大小军阀，大都派有代表参加。除了外蒙问题，还讨论直奉两系权力纠葛的一些重要问题。
不过，吴佩孚还是没有让李志行去。
李志行非常恼火，带了乔修远亲自到洛阳，去面见吴佩孚，表达自己愿意出兵外蒙的心愿。
吴佩孚也是爱国主义者，他很夸赞志行的勇气，让志行回去做好出兵准备，等待命令。
还要等待命令？！
李志行当面不敢发作，出来后后向乔修远将吴佩孚一阵抱怨。乔修远说“咱们干脆去天津找曹三爷！”
于是，两人便带着随从乘车北上，去见曹锟。
我们再说那个“北方四巨头会议”。
在会上，张作霖语出惊人，他推荐张勋担任“热察绥巡阅使”一职，率军征蒙。
这是为啥？因为“大招魂师”张勋，其实是张作霖的儿女亲家，他想借张勋之手，插手热、察、绥。
这个提议实在荒诞，曹锟立刻反对，与会众人很快变为多角论战。
当讨论财政时，列席会议的直隶省长曹锐(曹锟的弟弟)埋怨内阁在分配军费上颇欠公平：直军欠饷平均达半年以上，而奉军欠饷不过两月；在最近的一个时期内，奉军借口“援库”，先后领到军费200万元和开拔费100万元，而直军仅领到50万元。
这些话刚说完，靳云鹏就不以为然地说：“四哥，你不懂得当家人的苦处，到处扣留国税，却张口向中央要饷。你来当当家何如？”
曹锐听了这句话，不禁心头火起，“哗喇”一声，拿起茶杯来向靳的头上抛去，口中骂道：“你不配当家就得滚蛋!”。
这样一来，靳当然受不了，便也跳起脚来大声叫喊：“谁再当总理谁就是王八蛋!”
张作霖看见这个势头，连连跺脚说道：“糟了，糟了！快快替我预备专车，让我回去！”
张作霖作势要回关外，一度会议就要破裂。
后来，曹锟为了缓和气氛，提议让张勋去当“征南总指挥”，去打孙中山。这下湖北督军王占元立刻反对，因为王正在倡议长江诸省“联省自治”，谋为一方霸主，断不容安插他人。
于是，天津会议还在艰难地扯皮。
李志行和乔修远在北京倒火车，两人说好，先找个好馆子饱餐一顿，然后再去天津。
两位大少时刻也不能忘记享受。
两人下了火车，心里想着丰泽园的葱烧海参，口中一阵阵潮润。
忽然，传来几声枪响，人群大乱，直往站外涌去。志行急忙拔枪，背靠火车，把乔修远护在身后，跟随的王二旦与警卫，也急忙拔枪将两人护起来。
似乎是有几个枪手在追杀一个人，又打了几枪，警笛大作，人群慌乱，枪手便没了动作。
很快，警察开始排查，并未发现异常的人。想是枪手和被追杀的人，都已混在人群中出了车站。
虚惊一场！李志行亮明身份，警察敬了个礼，大家便离开车站，直往丰泽园。
这年头哪里都不太平，几声枪响并不影响大家心情。
到了饭店，挑了个楼上雅间，乔大少点了几道丰泽园的拿手好菜，就边聊天边等上菜。
不料还没等到上菜，忽听得楼下一阵慌乱。
志行让二旦下去查看。
很快，二旦拿了一封信上来，说楼下忽然进来一个人，给了一封信，然后就昏过去了，是受了伤。
李志行和乔修远将信拿来，打开一看，大吃一惊！
原来是一封蒙文信件，却是外蒙哲布尊丹巴活佛的亲笔救援信！请求中央派兵驱赶恩琴，上面还盖着活佛的大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