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定决心要离开了。
这酒吧已经不再像表面那样安静，人们都知道自己干了什么，也知道警察来干什么。维子的“生意”最近也消停了好多。
最近一个月警察三番五次的来，差不多隔两天就出现一次。私下里我也没跟弟兄们说过话，我怕哪天我也被一群警察挡住路，被叫到旁边问话。
最近一次警察出现，是自我跟阿勤谈话那晚的下个星期三黄昏的时候。
他们差不多是冲进来的。当时我正点钱记账，突然间抬头看见一群警察，吓得手里的钱都散了一地。警察们像是早就瞄准了什么，进门就每人直冲一个地方，大概五六个人，腰里别着电棍。
一个高个子的警察来问我话，其余的上了二楼和后厨。
弟兄们都围在了我旁边。
警察问了我一大串关于我工作的问题，和这酒吧平常的行当。我告诉他没见过，不知道，没听说。
那警察盘问了我十分钟，最后其余的人从二楼下来，准备要走，他才结束了盘问。弟兄们看见我一个字都没出卖他们，也都满意地散去了。我手里却把一张十元钞票早捏成了湿巾。
我的处境已经危险到不得不离开了！晚上我躺在床上心想，我想着四千六的工资，好好的工作环境，心里一阵纠结。
但再重要也不比坐牢重要！
干什么肯定都不要坐牢！
我就决定，下个月跟维子说辞职的事儿。
......
我总是侥幸着，侥幸着，觉得能拿一月工资是一个月。
之前我只跟阿勤提过辞职的事儿，阿勤问我要去哪里，我说没打算，阿勤就说：
“光子啊，你真蠢，你都给维哥干了这么长时间，维哥哪里亏待你了！？出去打工不还一样受累！”
我说我干厌烦了，想换份工作。
阿勤说：“那你跟维哥说吧，我觉得他不会让你走。”
我正想问为什么，但是阿勤起身躲开了。
事情果然像阿勤想的。我跟维子说辞职的事儿，维子一脸惊讶。
他骂了半截话，打住了，抬头盯着我看，手里酒杯捏的紧紧。
他问我为什么。
我说：“我干的有点厌烦了，想换份工作做，换个城市和生活。”
维子低头把脸藏了起来，我觉得不妙。过了半秒，他又抬起头说：
“光子，你确定你只想换个工作？”
“对啊！”我点头回答。
他眼神充满了不信任。
“哦——！”他长长哦的那一声我也不清楚其中含义，只是觉得他在否定我，像是讽刺我。
我有点紧张。
“那这样吧，”他把酒杯放下，“我给你找个KTV，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工作！”
我说：“我想回北方。”
他眼神充满了不信任，和紧张。
不知为什么他会紧张。
他不说话。
我想了想，我说：
“放心吧维子，你也了解我，我什么都没干过我也什么都不说。不是我的事情我也不管，就像我两年前刚来时你跟我说的，这店里一切都不用我管，我就给你干好工作，每天数钱记账管吧台，我能有什么好说的。”我说。
“嗯嗯。”他翘着二郎腿点了点头。
但是我不觉得他放了我了。
尤其是现在这么紧张的情况，警察快要天天来巡视了，我敢说自己没见警察来？！
我有点后悔自己说辞职说的太晚了。
我差点要求他让我走。
他说“你在工作上两三个月吧，等我找到人之后你再走。”
我突然发现自己无话可说了。那气氛简直就在逼我答应。
因为除了想抛开这一切行当：卖假酒，拉皮条，当打手，我似乎没什么理由拒绝他的“等找到人再走”这请求。
我咽了口唾沫，说；“阿勤在吧台也能干......”
“他现在天天跟我出去！”维子回答的很快。
我好像只能答应。
我就无奈地答应了，透过眼角余光，我看见维子得意又老辣的眼神，他两手交叉着放在膝盖上身体前倾，笑眯眯地看着我。
我第一次讨厌他。
之后我又工作了两个月，时不时地想：要不要逃走？！
但那样就承认了我心虚。
从小到大，我第一次害怕起来。我就打电话给爸，我想他肯定帮我出出主意，说几句话。但他居然骂了我一顿！
——说我活该！！
他说我活该不务正业，不走正路，是我当初选的跟这帮人混！他当初劝我不要去找维子，我不听，他不想管我这烂摊子，让我自己找警察去！说完就挂了电话！！
谁拿我的工资交了学费，谁每月收着两千块钱，谁在听到维子给我四千工资时瞬间默不作声！？
拍拍屁股就说什么都跟自己没关系！
我打完电话第二天就住进了医院，因为不停地向上呕吐，小便都快失禁了。鼻子不停地留着鼻血，怎么也止不住。舌头左边长满了创，左脸颊肿了，左眼肿的也眯成了一条缝。除了咽唾沫，我什么食物都吃不了，也说不清话。我在医院输了两个星期的点滴。
我发誓这辈子死在外面都不要回家！
人们都是自私的，都只想自己的好处。
阿勤在医院陪着我。我哭啊哭，从早到晚地擦眼泪，擦着鼻涕，生气的事就是消不下去，医生说我再这样就转院吧，他们治不了我。
所以我才在医院昼夜不停地输了两个星期点滴。出院后又吃了一个月的药。
阿勤每天都来，晚上也待在医院陪我。他看我老是擦眼泪把肿了的左眼都擦破了皮，就骂我真是没骨气。
他扔给我卷卫生纸，说：“哎呀，行了行了行了！！”
“行了吧！你这男人，丢不丢人！”阿勤说。
“别老想它了不就行了吗！？”阿勤声调很高。
“你想它有用吗？自己受罪谁管你了！？谁管你生不生气呢！？”阿勤说。
“你这才多大点事儿，不就是随便说了几句不想听的嘛。那人的嘴还能管得住？！”他问。
他搬来一个凳子坐下，说：“谁不都是想自己多一点嘛，那人越是没办法越有本事生气，你见过维哥轻易生过气吗？人家能上天入地的人物们哪个会做不来或者解决不了就发脾气？！”阿勤问我。
我擦了擦眼泪。
“换做你每天被叫去干陈先生那些会计的账，你也做不来，你肯定也要摔抹布，你肯定还会想‘维哥是不是穷的连再找个人干活的钱都没了’？”阿勤问我。
我点点头。
“所以啊，瞧你那副怂样，一看就没本事！”阿勤哈哈大笑起来。
他在开我玩笑。
我没理他。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输液的手，动了一下。
我给你讲讲我那时候的事，阿勤说。
“我从小挨打。每天回家我差不多都得挨几巴掌。他还打麻将，还喝酒，一天一扎一扎的啤酒进肚。我吸烟就是跟他学的。天天自己那成色还骂我是混蛋窝囊废。我十三岁还被他吊在房梁上，锁上门子拿裤腰带鞋底狠抽了我几十个耳光，我不也没死吗？”阿勤说。
“我心里就好受吗？！”阿勤激动地问我。
“你怎么能跟他们计较呢？你计较他们也是那样，没文化呀！？”阿勤说，“让你肯定不会拿鞋底抽自己孩子耳光，可咱们跟他们不是一个时代，讲再多都是狗屎，不想听了说不定再给来个耳光！”
“你看我回过家吗？！”阿勤问。
“我都五年没回过家了，最后的一次还是在火车站上，跟我妈立着说了半小时话。”
“我妈倒挺好。可我就是不想见他们。”他语气突然柔和了好多。
“还是多回家看看的好。”我攥着拳头努力说出了这句话，还算清晰，舌头不是很疼。
“我不想回家。”阿勤说，斩钉截铁的面容。
“我就是受不了那气。我真但愿自己没爸没妈。至少别人打你一顿，骂你混蛋，都是因为你不认识他。”阿勤说。
我无言以对。
“我也是二十的时候，像你那么大，来了维哥的酒吧。我不知道自己该去哪，要我说我最该去的地方就是少管所。”阿勤说，他看看我，很不明显地笑了笑，“我年轻时也总干坏事，你不是跟维哥同乡么，你应该了解他比我了解的清楚。反正你别学我，我这是烂泥扶不上墙。”
“我从十一岁就偷东西，跟当村的几个大孩子骑着偷来的摩托车扒别人东西。手表，钱包，香蕉，扒鸡——偷个鸡肉几个人躲起来吃的那叫一个香。你别不信，那是真香，吃着感受都不一样。那时没什么观念，就觉得是自己辛苦换来的。”
我差点想笑。
阿勤双手搓了搓脸。
“后来越来越猖狂，那时候不回家，因为老挨打才离开家的，偷东西了知道回家更要挨打，所以我怎么可能回家。我就越走越远，跟他们三个大孩子，骑着摩托车，走到哪里偷到哪里。身上也有钱，就一边花着一边倒腾来。”
“那时警察就跟摆设儿似的。你别不信。摩托车丢了，塞点钱给他们，他们给当地头头儿们，头头们就派人打听把摩托车换回来。该提防的还是村民，惹急了他们真敢拿榔头打你。直到后来，我们都快要走出省了，身上没钱就准备去偷个一二百，结果一个村民发现了我们，认出了我们，那两个大孩子被逮住了，送到警察局。我当时骑在摩托车上把风儿，所以逃了。另一个大孩子也骑着摩托车，但是在人群里跑的时候，被一辆三轮车撞倒了，我回头看时只看见一地血和塑料碎片。并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反正我也没好受。那时候个子小，骑摩托车太快就倒了，膝盖蹭在石头地上骨头都露了出来。血一个劲的流。身上也没钱了，骑了两天摩托车才找到回家的路。好不容易回家了，当天那玩意儿从外面回来，我就挨了顿打。”阿勤说。
“所以我把初中上完后，再也没回过家。”阿勤说。
“谁都能打你一顿，教育教育你。从来没人说过你的好，都是说你怎样怎样的坏！”阿勤说。
“我都有前科了，你觉得我可能再走出去吗？谁接纳你？！别跟我扯什么道德情操那一套了。我不信！这世上谁都敢指着我鼻子说情操比我高。我觉得自己情操比警察都高。他们就会抓住犯人了踩在地上大吼大叫，好像你简直是天理不容的一样。”
“谁他妈有权利评论我道德好坏！！”阿勤突然特别激动。
我吓了一跳。
“别，阿勤，你冷静。”我说。
我抬起输液的手，想让他冷静点。
“你要愿意走出去，啥时候都可以啊。换份工作，谁认识你呢？”我说，说话的时候还冒风，舌头疼地都打颤。
“谁认识我？”阿勤问。
“都觉得你是天理不容的，谁他妈认不认识你又有什么区别？接纳你？狗屁！”阿勤说。
“都想把你脸踩在脚下‘伸张下正义呢’！你当警察不认识我！咱们店里的人他们都认识。他们就是自己也窝囊，跟林哥也得说好话！没有林哥天天供他们吃喝，他们哪来的钱吃那么好！？要不是省市上级来查，他们哪个孙子敢动弹！？”阿勤说。
一脸骄傲的神色。
我真不知是否该觉得好笑。
但至少我相信阿勤说的是真的。
阿勤说这当地的幼儿园都有维子捐钱建的四所。“林哥”是商人，黑白两道都吃，他有时也捐点钱建养老院和学校什么的。这种人大概是世上最难猜透的人。
可是我对那不感兴趣。阿勤感兴趣。
我跟阿勤说，我想离开去北方打工，换个环境。
阿勤脸色冷静了，说：“你可以去问问维哥，看看他愿不愿意你走。”
我说：“他让我再等两三个月再走。”
阿勤没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