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村里还没通电，更没有电视、电话这些，唯一的通讯方式就是书信，唯一接受新信息的渠道就是报纸，村里也没有其他人或亲戚在深圳，郭玉梅就是个普通女孩，不是什么风云人物，不可能上报纸，所以这些八卦完全是凭空猜测的，毫无根据。郭玉梅对此并不解释，由他们说去，她一年回来一两回，犯不着计较这个。在她上次回来时，她和白莲就有了如下对话：
“村里的人怎么说你，你知道吗？”
“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知道了也当不知道，他们的嘴，都是闲出来的。”
“那你咋不解释一下？”
“咋解释？他们已经在心里认定，你越描越黑。天本来是蓝的，他们看到的天也是蓝的，但他们就说天是黑的，你能咋办？你总不能因为他们说天是黑的就去告官吧，关键也没人给你断这个案。”
“你是一走干净了，可你家里还有你大你妈，你大姐，还有你两个哥哥，他们受不了这个话呀。你两个哥哥年龄都大了，担着这个名声，不好娶老婆。”
“哦，你这么说，倒确实有点麻烦。”
“所以你还是解释一下哇。”
“不解释，我计划把他们全弄到深圳去，爱他们咋说说去。过上几年，我们都在深圳吃香的喝辣的，他们继续一边喝西北风一边乱嚼舌根。”
白莲知道，郭玉梅的丈夫虽然年龄大些，但不是二婚，是个原封的大后生，深圳本地人。他家原来挺穷，人也老实，老实有时会被人们认为是窝囊，所以一直没娶到老婆。大开发后，他家得了一笔拆迁补偿款，就开了个小卖部。那时没人醒得做买卖，所以买卖很好做，没竞争，随便支起个摊摊就能垄断一条街。等后来的人反应过来了，第一批人已经富得流油了。
郭玉梅也是看着他老实，没有花花肠子，对她好，她说咋就咋，并不是看他有钱。她从一个偏远的农村到了正在热火朝天搞建设的深圳，举目无亲，他正是她的依靠。事实上，郭玉梅找他的时候，他并不是很有钱，只是稍微有些基础而已，恰恰是在郭玉梅灵活的头脑的帮扶下，他才发展起来的。家和万事兴，就体现在了这里。
1983年的春天，正当白莲夹在胡存良和父母中间左右为难时，听到郭玉梅回来了。那天晚上，白莲去郭家看望郭玉梅。郭家人正在吃晚饭，很丰盛，有农村的猪肉，有郭玉梅从深圳带回来的新鲜玩意儿。一家人挺开心的，个个眉开眼笑，想必是郭玉梅要带他们去深圳了。只有郭玉梅的大姐郭睛，满脸忧郁，死气沉沉的样子。
郭睛是家里的老大，大郭玉梅九岁，三十多岁了，可还是没成家。她不成家不是因为没人看上她。相反的，她家刚搬来的时候，村里的后生们都疯了，他们从没见过那么漂亮的女孩子，像画里的人似的，纷纷托人登门说媒，可郭睛都不同意。后来村里的人又开始八卦，说郭睛是个石女，郭睛一家人也从未澄清。白莲也不好问郭玉梅，毕竟这事是人家的忌讳。
一晃十来年过去了，相貌出众的郭睛反而被村里的人遗忘了。人们遗忘她，不是因为她不出众了，而是因为她是个石女，是个异类，又不爱出门，除了到地里干活，平时连院门都不出。就是有人到她家串门唠嗑，她也从不参与，躲在自己的屋里不出来。
吃完饭，郭玉梅拉着白莲到了郭睛的房间。郭玉梅回村里，就和大姐郭睛一起住，其他人则睡另一屋的大通炕。进了屋，郭玉梅关上房门，两人坐在棋盘小炕的炕沿上。虽然是农村，郭睛的屋里却十分洁净，炕单洗得发白，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泥土地扫得像水泥抹出来的一样，空气里散发着一股清香。
白莲说：“看你家人高兴的样子，这是要全家都搬到城里去了？”
郭玉梅说：“嗯，不过暂时不搬，到腊月才搬。我把那边先安顿好。”
白莲说：“你家那个呢，咋没跟你回来？”
郭玉梅说：“他忙着呢，走不开。
又问：“听说你和胡存良谈恋爱了？”
白莲说：“算是哇。”
郭玉梅问：“准备什么时候办呀？”
白莲来的目的，并不单纯的是看望郭玉梅，还想向她讨个主意。在白莲的眼中，郭玉梅一直是个有主意的人。她的主意，不是一般的主意，说几句放之四海皆准的废话，而是能针对某件具体事情说出具体的对应策略，只说事理，不讲道理。
沉默了一会儿，白莲说：“我也不知道该咋弄，我大我妈不同意。”
“嫌胡存良家穷？”
“嗯。”
白莲还想往深里说说，郭睛推门进来，把门关上，望望郭玉梅，又看看白莲，欲言又止。
郭玉梅说：“姐，你有什么话就说吧，白莲不是外人。”
郭睛抿抿嘴，扭捏了一会儿，终于开口：“玉梅，我不去深圳行不？”
“为什么？”
“不为甚，不想挪窝，住惯了。”
郭玉梅站了起来，抓住郭睛的手，说：“姐，这个破地方有什么留恋的？你把一辈子全搭进去了，还不够吗？换个地方，换个活法，你还年轻，不要老沉浸在过去。时代在进步，你也要进步。”
郭晴说：“也没甚留恋的，姐老了，不想进步了。”
“姐，你不老，城里三十多岁的女人才正是疯狂的时候。”
“她们疯哇，我疯不动。”
“姐，你不走，大和妈肯定也不走，他们的前半生都奔波了，后半生又活在流言中，抬不起头做人，就算为了他们，你也走吧。我们一起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重新开始。”
郭睛长长地叹了口气，没说话，转身出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