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七八糟地说了一会儿，胡存良说：“我准备到城里闯荡闯荡，穷不改变，就改变不了人。”
白莲深以为然：“嗯，你说的是对的，我支持你！现在说改 革开放，就是让人们把旧观念抛下，一心一意抛闹新生活，哪还有闲心揪扯这些？”
又说：“你看人家郭玉梅，去深圳没两年，看人家那样儿，穿的是穿的，吃的是吃的，再看看咱们，除了吃猪肉烩酸菜，男人就醒得喝烧酒，女人就醒得搬弄是非。”
又说：“郭玉梅上次回来，说今年要把她全家人都接到深圳去。”
又问：“你打算甚会儿去城里？”
胡存良说：“我只是计划，还没计划好。毕竟在农村长到这么大，不知道城里的城门是朝哪个方向开的，去了又能做个甚，有点不敢。我想，不管咋样，今年年底我肯定要去城里，就算死在城里也比活在农村强。”
就这样，两人说开话了，或者说有话说了。自此后，两人路上路下碰着了，忙了就打个招呼各忙各的，不忙就站下来说说话。男女之间，就怕这个说话。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都能说得滔滔不绝，其乐融融，但很难说到心里去；就算能说到心里去，也不能说到深处；就算能说到深处，也不能说到那个点上，就是让身体都要跟着抖一下的那个点——梁山好汉除外。男女之间的说话，往往一步到心，直达深处，不偏不歪正好怼在那个点上。怼着怼着，就怼出事来了。
白云山和田桂花两口子，本来想通过一番惩前毖后的教训让白莲从此洗心革面，没想到适得其反，白莲更加肆无忌惮了，和胡存良说话连外人都不避着了。这就好比两个人中间系着一条皮筋，你想把他们分开，就不能让他们离得太远，缩回到皮筋的自然长度范围之内是最好，没有弹力，也就没有吸引力了；离得太远，皮筋绷得太紧，手一松，绷回来，可就合在一起了。两人不避着外人，八卦反而没有了，白云山夫妇也听不到闲话了。
听不到，但能看到，这更难受。所以，夫妇俩决定釜底抽薪，便放出话去，向村里人表示想把白莲嫁出去。按道理，那些觊觎白莲的人家听到这个信息，就该趁机闻风而动，托人到白家说媒，这事就水到渠成了。可是人们都听到了闲话，后来闲话又变成了真的——经常看到白莲和胡存良在一起——就望而却步了。偶尔有个上门的，要么人很差，要么家境比胡家更差，白云山夫妇自然不能同意。偶尔有个人比胡存良好，家境比胡家好的，正在这个当口，白莲又不同意。明摆着，她一同意，就说明自己不清白了，有瑕疵了，酬宾促销，降价处理，她不能受这个委屈。
釜底抽薪失败，就只能扬汤止沸了。白云山夫妇开始限制白莲的自由，想把连在两人之间的皮筋彻底绷断，这样做，虽然皮筋反弹回来可能伤着自己，但疼一时，总比疼一世强。所谓限制自由，当然不能戴着手铐脚镣关黑屋子，只是白莲走到哪，白云山夫妇就跟到哪，两人轮班倒，避免她落单。
如果他们不这样做，白莲和胡存良或许成不了，他们这样一做，就把这事促成了。以前两人虽然频繁来往，但没往那方面想，至少白莲没往那方面想，至少没刻意地往那方面想。自由一限制，白莲就要抗议，抗议的方式就是偷跑出去和胡存良见面，如此一来，本质就变了，不谈恋爱也成谈恋爱了。
如果放开让他们谈恋爱，白莲肯定会认真地审视胡存良这个人，未必真能看得上，可是现在，白莲有点精力都用来对付父母了，就把谈恋爱的这项重要内容忽略了。白云山夫妇俩的限制和打击，反而让白莲和胡存良统一了战线，团结起来了。革命的友谊，终于上升为患难的爱情了。
终于，白莲对胡存良说：“你来我家提亲吧。”
胡存良说：“你大你妈能同意？”
白莲说：“腿长在我身上，我想跟谁就跟谁。”
于是胡存良的父母请了媒人，高高兴兴地到白家提亲，结果当然是，白云山夫妇不同意，免不了一番狂轰滥炸硝烟弥漫，一场战役就打响了。对于白云山夫妇来说，这是女儿保卫战；对于白莲和胡存良来说，这是爱情攻坚战。两方势均力敌，比拼着耐性。论耐性，老年人似乎总比年轻人稍胜一筹，可是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人，使得战局发生了扭转。
这人就是白莲要怪的第二个人，她就是白莲的好朋友郭玉梅。
老郭家是外来户，1968的冬天年底从外地搬来，当时郭玉梅和白莲只有十岁。两人从小就好，长大了就越发好，用现在的话讲就是闺蜜，但那时农村没这个概念，反正就是好。1980年深圳大开发，郭玉梅听到这个信息后，就想跑到深圳闯荡，老郭夫妇俩死活不同意。郭玉梅干脆不一做二不休，在一个晨曦微露的早晨，留下一纸书信偷跑了。
第二年，郭玉梅再回村时，已经嫁人了，男方是一个个体户，很有钱，人样人品都没说的，只是年龄稍大些，比郭玉梅大六岁。郭玉梅的衣锦还乡，在这个穷乡僻壤引起了轰动，但是轰动过后，八卦又悄悄地开始了。有人说，郭玉梅在深圳是做那个的；有人说，郭玉梅的丈夫原本是有老婆的，是郭玉梅看到人家有钱，就做了人家的二奶，后来通过一系列的战略战术软磨硬泡死缠烂打上了位，成了正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