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是以艺术虚构的方式，从人物、事件、环境的具体描绘中，显示生活意义，时代情绪的典型的叙事文学样式。作为我国新文学运动的重要代表作家，茅盾在小说创作领域为文学事业做出了勇敢的尝试和不朽的贡献。茅盾的小说创作，基本是在现实主义框架下进行的。
文学作品蕴含着作家对社会生活的认识，是对社会生活的整体性掌握。文学以独特的艺术形象，描绘出社会生活的整体关系与情状，帮助人们认识社会历史的真实面貌。从这一点上讲，文学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具有时代性。在20世纪30年代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家之中，茅盾首先以他敏锐的洞察力，看到了农民“丰收成灾”所渗透的时代痛苦。茅盾的“农村三部曲”，即《春蚕》《秋收》《残冬》，不像其他小说那样，只致力于描绘农民在荒年下破败苦难的生活场面，而是根据自己对生活的独立认识和思考，去挖掘一系列畸形社会现象背后的根源。
老通宝一次又一次地夺得丰收，却遭到了一次比一次更深重的灾难，真正让人陷入绝境的，是远比自然灾害的肆虐更为冷酷的社会掠夺。如果改变不了社会制度，那么农民破产的社会问题根本无从解决。这三部小说的现实主义深度，远超一般的农村题材小说，它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中国农村问题的症结尖锐地揭示了出来。
茅盾观察生活的范围是十分宽广的，他的作品自然不仅仅只涉及农村问题，在《林家铺子》之中，茅盾以其独特的眼光，看到了城市小资产者的挣扎。林先生和店员寿生都是做生意的能手，也都竭尽力量来维持他们的铺子，但在反 动政府苛捐杂税，国民党老爷敲诈勒索，高利贷盘剥，同行业中伤，尤其是民众没有购买力等的“围攻”之下，最终逃不了倒闭的命运。茅盾以冷静的笔触，真实再现了帝国主义和反 动政府压迫下，正当工商业者无路可走的社会状况，这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狄德罗认为，“人物的性格要根据他们的处境来决定”。恩格斯关于“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命题，更是科学地揭示了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典型性格是在典型环境中形成的；另一方面，典型人物也并非永远在环境面前无能为力，在一定的条件下，他又可以对环境发生反作用。茅盾的作品，通过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来反映现实生活，体现现实主义原则。
老通宝被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他性格深处坚韧不拔的特质，显示着新的深度。勤劳质朴，本分善良的老通宝，虽然屡遭挫折，但不甘屈服于自己的破败境地，始终靠自己的气力、忍耐、执拗与命运做抗争，直至生命的终结。茅盾对于这位富有个性特征，同时又具有共性特征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深化了人物特性与时代内涵的联系。
在《林家铺子》中，林老板的命运，其实正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个小商人的共同命运。林家铺子的倒闭，正是特定历史时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尤其是小资产者的典型的历史命运。林老板没有冒险家的胆量，他小心谨慎，安分守己。对待顾客，他眼神温和，价格让步，但仍旧难逃店铺倒闭的命运。最后，他走上了性格的反面，欺骗更加弱小的债主。踏上逃亡之路，则是对环境的一种妥协。在生活的压力面前，林老板变成了自己最不耻的那一类人。
现实主义关注社会生活，强调真实能动地反映社会生活。典型化，不仅是环境的典型，也指人物的典型。在这一创作方法上，茅盾深得精髓。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的塑造，性格鲜明，思想深度足够，这是他许多小说的成功之处。
艺术真实是主观的真实，诗艺的真实，假定的真实，内蕴的真实。简单说，艺术不是对社会生活的直白反应，而是一种“真实的虚构”。这一观点，几乎适用于所有的文艺作品，对于现实主义，更是如此。茅盾的“农村三部曲”以及《林家铺子》，正是在这样的一种真实的虚构之下，才具备了打动人心的力量。毕竟，干巴巴的事实没有情感，过于想当然，则要陷入脱离现实的麻烦。
这里以《子夜》为例来进行说明。小说《子夜》以民族资本家吴荪甫和买办资本家赵伯韬的矛盾为主线，以上海为中心，描写了1930年两个多月中所发生的事件，而这些事件又隐伏着中国社会过去和未来的脉络，将纷繁复杂而具有重大社会意义，历史意义的生活现象，通过严谨宏大的艺术结构表现了出来。
当时国内外形式风云变幻，军阀之间攻伐激烈，广大农村阶级矛盾尖锐，资本主义世界周期性经济危机殃及我国。我们的民族工业，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明显先天不足，为摆脱困境，资产者加大对工人的剥削，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不断上升。包括帝国主义不断控制我国经济命脉等状况，在小说中得到了真实的反应。
吴荪甫正是在不脱离这些社会现实的前提下，为艺术真实而生的一位民族资本家，这位具有二重性的复杂人物形象，一方面抵抗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努力发展民族工业；另一方面，却又榨取工人血汗仇视农民 运动。可以说，进步性与反 动性，软弱性与坚韧性等各种对立矛盾的性格特征，在吴荪甫身上得到了反映，正是这种矛盾状态的吴荪甫，更加显得真实，更加打动人心。
此外，现实主义文学以反映时代风貌为特点，但它对于社会生活的探索，又不仅仅局限于寻求某些必须变革或加以否定的东西，而且还努力挖掘推进生活和时代前进的东西。也就是说，文学作品也展现出了革 命的理想，“隐隐指出生活的希望”，“把光明的路指导给烦闷者”。从黑暗中看到光明的未来，这是茅盾小说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其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一大亮点。
在《春蚕》之中，茅盾塑造了阿多这一觉醒的农民形象，肯定了他不同于父辈的新的思想性格和生活方式，也肯定了他对于推动时代发展所做出的尝试和努力。阿多没有父辈那种“发家”的光荣，却经历了“家败”的辛酸，他对过去没有迷恋，对现在也不抱埋怨，却对未来尚有希望。
这种对自身所经历的受压迫命运的清醒认识，是他的父辈所没有的，所以他决心开拓一条新的路，对于这个选择，茅盾毫不保留地给予了赞赏。茅盾从新一代农民的身上，挖掘到了一种不同于老一辈农民的独有特质，他的这种洞察力彰显的革 命性，也开启了农民命运探索的新阶段。
此外，这种革 命性也在《子夜》中大放光彩，“尽管黑暗，但黎明的到来已经不远”，这便是“子夜”含义。小说中的工农阶级，虽然多次以失败落幕，但是却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磨砺了自我，他们在不断成长，前途一片光明。
总而言之，茅盾的小说创作，具有自己的现实主义风格。他的小说具有史诗性，反映时代风貌，在题材上，农村和城市皆有着墨。他的小说胜在艺术真实，典型人物的刻画与典型环境交相辉映。他的小说怀揣理想性与革 命性，人物形象的觉醒，如同一盏黑夜里的明灯，照亮了中国的光明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