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皇帝大摆三日庆功宴，方升殿发落王世充与窦建德。
王世充狼狈入殿，跪于阶前三呼万岁。
武德历数其罪，王世充叩头求饶道：“计臣之罪，诚不容诛！然陛下爱子秦王殿下已许臣不死。”
武德下诏赦王世充为庶人，与兄弟子侄流徙巴蜀。
窦建德入殿，昂然而立。
此前世民已趁着父皇高兴，私下里求情试图留窦建德一命：“陛下圣明！窦建德虽雄霸一方，但向来仁政施德，域内广得人心。他虽与我军素有战伐之争，但向昔虏我同安长公主与神通叔父，幸未伤我皇姑与皇叔，皆得礼遇放归，功过也能相抵。愿陛下开恩以彰我大唐仁德，不如留其安抚故地，以惠及黎民百姓。”
武德道：“王世充、窦建德不同于其他归附降将，二人皆是一方枭雄。今既已擒之，那王世充你说为免攻城多伤士卒性命，已许他不死，朕便留他一命。这窦建德却是不可留！他既在域内颇得人心，留之恐成祸患。何况两军交战，多有死难者。朕当杀之以祭我军死难将士！”
世民知这只是父皇藉口，想到昔时父皇不赦薛仁果，话已至此，世民知无法说服父皇，只得作罢。只是对夏地现虽已归唐，然人心未及安抚，心中隐隐地感觉不安。
武德严辞切责窦建德背约攻唐，建德反唇相讥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今既已被擒，有死而已。唐王要杀便杀，何须废话！”李渊下旨斩窦建德于市。后人多为此不平，认为唐帝应诛不诛，当赦不赦。
王世充被徙往巴蜀，居于幽州廨舍，正欲启程，忽有数骑声称奉诏敕而来，王世充等正跪接圣旨，来者拔出腰刀，将王世充、王世恽等人杀死。原来来人是定州刺史独孤修德兄弟，其父独孤机曾欲谋刺王世充救出皇泰帝杨侗，事败被杀。独孤修德兄弟杀王世充全家替父报仇，然后向官府自首。李渊下诏将独孤兄弟削职为民，并未深究，不久后独孤兄弟重获起用。此事在民间引起颇多猜测，有人怀疑是唐帝李渊授意，假手王氏仇家以绝后患。
武德以河南、河北尽归大唐所有，大赦天下。陕、鼎、函、虢、虞、芮六州，因战时转运物资，承担劳务，幽州地区久悬敌后，频有战事，一律减免二年租调。又以隋末钱币混乱，甚至裁铁皮糊纸为钱，民间不胜其弊，此时下令发行“开元通宝”，重量为二铢四参，十个铜钱重一两。命给事中欧阳询撰写其文，为八分篆和隶书二体，回环可读。又在洛、并、幽、益等州置钱监，开炉制钱。以功赐秦王世民、齐王元吉各三炉，裴寂赐一炉，可自行铸钱。其余敢私自盗铸者，处以死罪，以保护经济民生。
谁知待武德献俘太庙、犒赏三军、处置战俘一应事项办妥，得以喘口气回后宫见那跟随秦王大军一道返回长安的张婕妤，张婕妤竟嘤嘤啜泣，说在洛阳秦王如何怠慢于她，又擅自将洛阳宫所有女子放还民间，害她选不出宫女无法完成使命，只得匆忙从民间采选了五、六十名女子带回京城。
武德闻言心中颇为不快，心想二郎毕竟太年轻了！他年纪轻轻，创下如此盖世功业，只怕难免心生骄狂，我倒要留意不可让他生骄纵之心。但毕竟二郎此番立下定鼎之功，他即便怠慢后宫嫔妃，也不宜以此小过责罚。
武德于是安慰张婕妤一番，答应以后约束世民。
张婕妤便借机替父亲向皇帝索要荥阳那块良田。
武德见那张婕妤嘤嘤哭得个梨花带雨，分外惹人怜爱，以为她在世民那儿受了多大的委屈，心一软，就写了份手敕，将那数十顷良田赐于张婕妤之父。
在秦王李世民率领二十万唐军鏖战洛阳城下的同时，唐夔州总管、赵郡王李孝恭与长史、行军总管李靖正在夔州厉兵秣马，并大造舟舰，加紧训练水师，以期击败在江陵拥军数十万、称“梁帝”的萧铣。
武德四年七月，李孝恭与李靖上疏皇帝，奏明萧铣性多猜忌，其诸将恃功恣横多专杀戮，引发内讧，萧铣为削弱诸将兵权，实行罢兵营农，将士兵遣散至各地屯田，并借故诛杀董景珍、张绣等主要将领，李孝恭等认为战机成熟，请求发兵讨伐萧铣。武德旋命赵郡王李孝恭为荆州道行军总管，李靖摄行军长史，率十二总管之兵，于武德四年八月出三峡讨伐萧铣。
时逢雨季，江水猛涨，三峡更是水流湍急，又多暗礁，是一条险路。萧铣轻敌大意，认为唐军根本无法在此时乘船东进，故休兵未严加防御。
李靖却向李孝恭建言，认为作战宜出其不意，越是一般认为不宜进攻之机，越容易出奇制胜。
李孝恭采纳李靖建议，兵分三路：一以庐江王李瑗为荆郢道行军总管，率水陆大军沿江顺流东下；一由黔州刺史田世康率领出辰州道；一由黄州总管周法明率领出夏口。三路大军采取合围之势，同指江陵。
李孝恭、李靖率大军东进至三峡，但见江上巨浪滚滚，浪涛声咆哮如雷，两岸悬崖绝壁，舟舰如断线风筝般无法控制，稍有不慎，即有可能舟毁人亡！将士们顿觉胆战心惊。一些将士提议暂时停止前进，待水势稍弱后再东进。
李靖力排众议，对众将佐道：“兵贵神速，机不可失！如今我军刚一集结，萧铣尚未觉察，若乘水势之涨，迅速至江陵城下，所谓迅雷不及掩耳，此乃兵家上策。纵使对方发觉，仓猝征兵，无以应敌，必为我所擒。”
李孝恭赞同其意见，于是大军继续东进。
正当唐帝李渊打算进一步扫平长江流域与江南一带残余割据势力，彻底统一全国之际，李渊政策上的失误，却引发河北、山东原夏境内一轮新的动荡。
唐平灭郑、夏两国之后，虽大赦百姓，但原郑、夏将领、士卒，却有不少人遭逮捕、流放。治书侍御史孙伏伽为此上疏道：“兵、食可去，信不可去。陛下已赦而复徙之，是自违本心，使臣民何所凭依！且世充尚蒙宽宥，况于余党，所宜纵释。”
武德皇帝接受其谏言，再颁诏令，重申赦免郑、夏旧部，不再追究。
但通常中央政策贯彻到基层总有些变形走样，唐廷派去夏故地的接收官员，许多并未停止缉捕原夏属官吏军卒，以为非如此不能显示对新王朝之忠心，更有人欲借严刑峻法在地方上立威。
中国历来有一种传统，有些人无论是做官或是当强盗日久，都无法再适应平民生活。部分夏军旧部解甲归田后，面临现实困境，多年征战后返回故里，既无生计，又遭官府猜忌。少数人恃武横行，欺压乡里，成为官府严厉打击借口。不久，李渊闻奏有夏军旧将在夏故地有不法行为，又颁诏命原夏军将领限期进京登记，以便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