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
“悲剧所摹仿的行动，不但要完整，而且要能引起恐惧与怜悯之情。”
“恐惧与怜悯之情可借''形象''来引起，也可借''情节''的安排来引起，以后面一种办法为佳，也显出诗人的才能更高明。”
“悲剧分为四种：即复杂剧、苦难剧、性格剧和穿插剧。”
“风格的美，在于明晰而不流于平淡。”
“惊奇是悲剧所需要的，史诗则比较能容纳不近情理的事，因为我们不亲眼看见人物的动作……惊奇给人以快感，这一点可以如此看出来：每一个报告消息的人都添枝加叶，以为这样可以讨听者喜悦。”
以上摘录，出自亚里士多德的著名文艺理论著作《诗学》，该书也可以译为《论诗艺》。这一部文艺论著，首先阐释了文艺和生活的关系，它发扬了古希腊传统的“模仿说”，认为现实世界是文艺的蓝本，文艺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但同时也认为，模仿并不是消极的抄袭，而是通过观察和认识，进而来反映现实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事物。
《诗学》第九章中有一段比较诗和历史的论述相当重要，文中说道：“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和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这一论述，基本上为后世所遵循，具有一定的真理性。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立论精辟，内容深刻，形成了西方现存最早的一部高质量的、较为完整的，论诗和关于如何写诗及进行诗评的专著，至今仍对西方文学的批评，有着重要的指导价值和借鉴意义。
诗有诗的真实，它是合乎规律的，带有普遍性，所以柏拉图的“诗不显示真理”的论点，不能成立。其次，诗的真实，不同于历史的真实，正如艺术的真实，不同于生活的真实，诗是虚构，在虚构中揭示事物的必然性而抛去偶然性，所以诗或艺术的真实，可以高于生活的真实。
再次，诗可以通过“安上姓名”的个别人物来显示普遍性和必然性，这就形成了“一般与特殊统一”的观点。由于认识诗必须符合可然律和必然律，显示事物的内在联系，亚里士多德特别强调，作品必须是一个有机整体。
从这个观点出发，他认为无论是史诗还是悲剧，都应以动作或情节为纲，而不应以人物性格为纲，因为以情节为纲，较易显示事物的必然性。情节要整一，一部作品，只拥有一个主要的情节，从开始发展到顶点，然后转崐到必然的结局。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着重分析了悲剧，他认为，悲剧着意在严肃，而不着意在悲。悲喜剧的定义，与我们所理解的字面意思，有很大差别。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按照我们的定义，悲剧是对于一个完整而有一定长度的行动摹仿。”
所谓“完整”，指事之有头，有身，有尾。
我们分别解释：所谓“头”，指事之不必然上承他事，但自然引起他事发生者。所谓“尾”，恰与此相反，指事之按照必然律或常规自然的上承某事者，但无他事继其后。所谓“身”，自然就是指事之承前启后者。所以结构完美的布局，不能随便起讫，而必须遵照此处所说的方式。
在《诗学》的七到二十二章里，亚里士多德详细分析了一般戏剧作品所必须考虑的六个要素：即情节（动作）、人物性格、思想、语言、表演和歌唱。
作为重中之重，他又特别讨论了“情节”和“性格”，亚里士多德指出，“如果有人能把一些表现'性格'的话崐以及巧妙的言词和'思想'连串起来，他的作品还不能产生悲剧的效果。一出悲剧，尽管不善于使用这些成分，只要有布局，即情节有安排，一定更能产生悲剧的效果……因此，情节乃悲剧的基础，有似悲剧的灵魂。”
“悲剧艺术的目的，在于组织情节（亦即布局），在一切事物中，目的是至关重要的。”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亚里士多德还在写作方法上进行了论述，强调悲剧所以能使人惊心动魄，主要靠“突转”与“发现”，此二者是情节的成分。
与情节的安排相关，亚里士多德还特别强调动作的整一，并指出悲剧的时间不应无限的延续。“一个完整的行动，里面的事件要有紧密的组织，任何部分一经挪动或删削，就已使整体松动脱节。要是某一部分可有可无，并不引起显著的差异，那就不是整体中的有机部分。”
亚里士多德的“有机整体概念”，后来被古典主义者进一步发掘（虽然是一种曲解），引申为戏剧创作之中著名的“三一律”，成为17世纪法国新古典主义戏剧写作必须遵循的金科玉律。
总体考察，亚里士多德的文艺观点，带有唯物主义倾向，基本上符合现实主义的创作观念。他的诗学思想，为西方的文艺理论奠定了基础，两千多年来，一直有着深远的影响，可以被冠以源头一说。
在美国的国民教育中，《诗学》甚至是学生的必读书目之一，亚里士多德总结的一些古典文艺创作理论，即便是在今天的艺术实践之中，也仍然具有着一定的指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