瘦小的老板进来了，他阴沉着脸，过来就一把抓住我的胸口往墙上撞。我的头“咚”的碰在墙上，眼里金光四溅。他一直死死的抓着我推搡着。我猛地一用劲，一掌推开了他。
他又迅疾跳过来给我左眼就是一拳，又顺势拿起一把厚重的木头椅子，朝着我的脑壳就是猛砸。
椅子瞬间散架，顿时头晕目眩，几乎倒下，我暴怒了，一把抓住他的头发，狠狠地甩了几下。
2016年，注定是我在上海打工多难的一年。
过完年，来到呆了八年有余的上海。我是油漆工，在一家小工厂谋了个喷漆的职位。老板是浙江的，谈的工资和伙食都还可以，关键是不用加班。对我这个长年加班的人来说，碰到这样的厂，真是谢天谢地了。可是好景不长，上班不到一个月，排风扇起火花，碰着了附在上面的油漆灰，瞬间大火腾空而起，浓烟滚滚。消防员用高大的水柱冲了半个多小时，才彻底地熄灭。那时正是强力整治环保的风期，这小厂也就给关闭了，我也就失业了。
过了几天，我又找到了一家做网单的小家具厂，活儿不怎么累，但技术要求很高。厂规也很严苛，一丁点毛病就要罚款。一个月下来，每个员工的工资都要罚掉几大百。
一天上午，我正在喷涂一个抽斗，厂长拿着一块喷好的抽斗面板来到喷漆房，怒气冲冲的:“你看你喷的啥东西？”
接过来一看，面板边沿有个小凹印，一看毛病不大，就说:“修一下就可以了。”
“早干吗去了，罚你一百元。”
我腾地火起，:“你们太过份，我不干了！”
就这样，我又失业了。
上海的头桥镇，被誉为家具之乡，方圆几十里有大小几千家家具厂。找个活儿不是很难的。
第二天，我看到在建材市场边的水泥电线杆上张贴一则手写的。上面写着要一名喷漆工和一名打磨工。工资面议。
我照着留的手机号码打了过去，一个男人的声音接通了，自称是老板，确定是要人。
照着他说的地址，转了几圈，终于在一条坑洼不平的小路边，找到了这家厂。
踩着倚外墙的铁制的扶梯，来到二楼，里面有厨房间，有不大的客厅。挨看客厅有个卧室，门大开着，床边坐一个光膀子男人，年龄在三十岁左右，身形瘦小，沉着脸，手里拿着摇控，在看电视。
感觉此人邪邪的。一攀谈，他就是老板。
他开的用工条件:包月六千块，管两餐饭，每晚加班到九点，次月一号发工资。
有点嫌工资少，但想到离住处不远，另找活儿也费心，干一段时间再说吧。
上了几天班，了解了一些情况。这个老板是云南昭通的，叫王金怀，在头桥呆了十几年，开厂有三年多了，他的客户都是做网单的，在网上有了订单，然后来到厂里和他协商加工。
下班骑着电瓶车在菜市场碰到了一个女人。她是陕西汉中的，我是巴中的，中间隔着八百秦岭山脉，故而我们算是老乡。
”我老公呆在家里没事，你们厂要人不？他会打磨。”
“明天上班我问一下老板，若要，我通知你。”
笫二早上，老远看见在路口等着我的那个女老乡的老公。老公是黑高个，戴着鸭舌帽，上年龄了，但很精神。见我来了，赶忙给我一支香烟，笑着。
“150元一天，每月一号发工资，但每晚要加班，干不？”我用家乡话传达了老板王金怀的旨意。
“干！”
“你姓？”我问。
“姓赵，你呢？
”姓王。”
我和老赵在这个不太熟悉的厂上班，相互有个说话的，也还不寂寞。
那个上班爱穿花衬衫和牛仔裤的修色师傅不干了，不知什么原因，刚来不久，和他不太熟悉，也就没去问他。
老板是说他不爱加班，让他跑路了。
第二天又来了一位修色师傅，年轻，瘦精瘦精的。一攀谈，同省的，老乡。他问我厂里的情况。我也刚来不久，不知深浅，叫他先干着看吧。
有一早上上班，迟迟不见那个修色老乡。我还为他着急，那么多货等着出呢。一打听，才知他也不干了，走的没有一点征兆！
没事的，走了张三会有李四来的。
果不然，不一曰，一个做网单的客户又介绍来一个修色的。三十多岁，说话带着特有的广味。
一晃的，一个月便过去。每月要给读大学的儿子寄生活费，也到了领工资的日子了。
下班吃午饭的时候，看到了那个辞工的修色精瘦老乡，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脸愁苦着。
吃过饭，来到客厅里，我向老板要工资。
“我现在手上没有多少钱，要先给王师傅支了，不然他不给我干。你的以后有了在说，活儿干的那么差。”老板对愁着眉的精瘦老乡说。
怀揣着老板给的工钱，看了看呆坐着的修色老乡，突然升起了一抹同情之心！
这段时间，环保搞得挺厉害。到处挂着写着标语的横幅。
”坚决拆除乱搭乱建的房屋”
“坚决铲除微小企业”
这一带，像这样的小型家具厂是整治的对像。
”老板要把厂搬到一个叫粮宫的村里。离这里有十公里左右。有两条路可走，走镇上，路好但绕，走河道这条，近但窄小坑洼不平。”老赵兴致勃勃地说。
一周过后，我们把厂里的所有东西都装上了车，拉向了粮营村的新厂里。
我和老赵到镇上以旧换新了电动车。这么远路，不武装好座骑，要抛锚在路上就够喝一壶了。
早上沿着窄小的河道去上班，去到村口不知方向，打电话，老板娘笑嘻嘻的把我带到了新厂里。
新厂是敞亮些，干净些，心情也无名的愉快些。
有一天正上着班，外面有很大的吵嚷声。
原来是那个瘦精的修色老乡，来向老板讨要工钱了。他们在厂门口的过道里大声吵闹。突然老板身边那个自称相互玩得好的客户，扬起肥大的手掌重重给了精瘦老乡一耳光。老乡立马面如桃花。
老乡捂着脸跑了出去。一会儿警车奔驰而来。
民警下了车，了解完情况，指着那个感觉脑子少根筋的打人的客户:“你是干什么，又没有跟你要钱，你打人，小心我把你关起来，身份证拿出来。”
那个客户赶紧掏出身份证，尴尬而谄笑地递给民警。
民警填好了记录，对老板说:“你经常跟别人打架，脾气该改一改了，把工钱给他，不管他干得怎么样，他是干了的。”
老板点头啥腰，给民警各找了支大中华香烟。民警接了大中华，驱车走了。
听老赵讲，老板根本没把工钱支给那个精瘦的老乡。
一天去上班，打磨的只有老赵孤零零的一个人，那胖胖的两夫妻不见人影。两夫妻是老板的亲戚，女的是老板的姨妹子。
厂小本来就没几个人，这下更觉冷清。
笫二天，夫妻俩来车间里。恹恹的。我们围上去关心着。
夫妻俩从老家被老板带进厂里有大半年了，天天辛辛苦苦地干活，每晚加班很晚才睡，也没休息过一天。家里小孩和老人要钱，去找老板，不料老板破口大骂，夫妻俩气极了，也骂他，老板拿起凳子想砸她们，被人劝住了。不然的话，是一场恶战！
夫妻俩也没有吃饭，从前天晚上一直睡到现在，称这次这才美美的睡够了。
我掏出100元钱，叫她们到村口的小饭馆去搞点吃的。
看着她们出了厂门口，我眼睛湿润了。
可这样的事，很快就降临到我的头上了。
半个月过去了，还不见老板发工资。儿子发短信说生活费快没有了，还叫我这个月多打点，要在网上买些学习资料和添加冬季的衣服。
儿子的短信就是圣旨，我慌了，马上给老板发了一条短信:“老板，把工资发了吧，儿子在学校要生活费，我都着急的没心思干活了！”
老板没有回信。
晚上下班后，在木工车间找到了他，他在机器上加工茶几脚。有时人手短缺，没办法他只有顶上。
我站在他身边，没有说话，因为他知道我找他作什么。
“这么早就下班了，？”老板恶狠狠地说。
“都9点了，不该下吗？”我也很生气。
“9点就下了吗？”语气愈加凶狠。
这不是分明找茬吗，我真的也火了。
“你是不是不想给工资？”我大吼道。外表看起我是个柔情的男人，其实我爆发了也挺厉害的。
“不给你又怎样？”他把苍白的额头紧紧地贴在了我的额头上。
“那就不行！”我毫不退缩。
他老婆和一些在厂里玩的客户，把我俩拆开了。
我直直地站在那儿。良久，他也软了，说给我一千。
我想:先搞一点到手再说吧！
他用微信给我转了一千元。
那个跟我卿得来的客户，从𠂆里回家的路上碰到我，停下车探出头来:“这个老板素质真差，太坏了，我刚给他送来四万多块钱，也不把工资给工人开了。还想打人。有好几个前两年在这个厂干的师傅，工钱都还没要上。他就是仗着跟派出所的有个警察喝过酒，牛逼轰轰。以后的订单我也不给他做了。”
回到家都十二点过了，在别的家具厂上班的老婆，躺在床上问我话，我一言不发，躺下就睡下了。
笫二天，我没有去上班，也不想去那个厂上班了。脑袋昏昏的，一整天躺在床。
第三天，我吃了点午饭，去厂里找老板想跟他谈谈。
还是在木工车间的那台机器边找到了他，他仍在加工桌腿。我仍站在他身边不说话，不同的是他把我当成空气，不看一眼。
我来到房厨里，站坐门口的桌边，同烧饭的老板娘说着话。
瘦小的老板进来了，他阴沉着脸，过来就抓住我的胸口往墙上撞。我的头“咚”的碰在墙上，眼里金光四溅。他一直死死的抓着我推搡着。我猛地一用劲，一掌推开了他。
他又跳过来给我左眼就是一拳，又顺势拿起一把厚重的木头椅子，朝着我的脑壳就是猛砸。
椅子瞬间散架，顿时头晕目眩，几乎倒下，我暴怒了，一把抓住了他的头发，狠狠地甩几下。
她老婆跑到厨房的门口大叫着。厂里的工人和跟单的客户都跑过来，把我们拆开了。我跑到冂外，捡起碗口大的木棒，往地上一顿，指着他厉声说:”你出来，老子一棒把头给你打爆！”
我的气势也许镇住了他，在屋里没有出来。
我天旋地转，眼睛火辣辣地痛，心想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我拨通了报警电话。
警车开来时，我瘫坐在门口。
民警把我和老板拉到了镇上的派出所。关在一个小屋间里。警察过来看了我的伤，做了笔录，看了看我的脸色，问我去医院检不检查，我点了点头。
我实在头晕，打电话叫来在上班的老婆。扶我上了公交车，去了奉城镇的一家医院。
给我检查的是一个女医生，说头上鼓了个包，测试了一下:”脑内没问题，哟，你的左眼有伤？”又检查了一下眼睛”没有多大的事，”
给我开了一些药，叫回去休息几天就行了。
回到派出所，老板仍在屋间呆着，恹恹的。
没有了昔日的霸气。
老婆见了老板情绪有些澈动，叫嚷着:“把人打成这样，不解决好不行！”
民警过来把老婆赶了出去，说再嚷嚷就关起来。
民警过来给我们调解。
老板答应明天在隔壁的劳动纠纷调解室，把工资付给我，当即把花去的药费也补给了我。
第二天早上起床，感觉头眩晕的厉害，眼睛也很涨痛。拿镜子一照，吓了一跳，这哪里是平日的小白脸，只见整张脸肿的像发糕，左眼圈乌紫得像熊猫眼，捋开额前的头发，有带血的伤痕，摸头顶有鸡蛋大的包。
见了镜子里的惨状，真是怒从心边起，恶向胆生，真后悔昨天没有去住医院，住上几个月，让那王八蛋给我叫爹。
又倒在床上昏睡过去。
下午昏昏沉沉地骑着电动车，去镇上的劳动调解室，等老板送工钱过来，可调解室的工作人员拨通电话，说忙得很，没时间过来。
跑到厂里去找他，正见他跟那晚在路上和我说话的客户吵架，吵的厉害。我就在旁边站在。
工友们见了我，远远的朝我笑挤眉弄眼的，满身白粉的老赵跑到打磨房门口，朝我挥挥手，我点点头。
等他俩吵够了，我过去问老板要工钱，他乜斜着瞟了一下我的熊猫眼，闷沉地说:“没有。”就走开了。
我怔怔地站在那儿，知道要钱是没希望的。现在的身体状况也没精力和他争吵。
走到厂门口，碰到一个做木工的师傅。他是贵州的，苗族人。
“哎呀，你眼睛怎么搞的？那么乌！”他惊叫起来。
“跟老板打架了，你没上班？”我看他穿的干净。
“搬厂的时候我就没有过来了，这么远，我每天要接送儿子上学，当时给老板结工资，他不愿意，跑了几趟了，我听说有个客户给了他几万，过来看看。”
早上我还在睡觉，一个雄厚的声音在外面叫:“王师傅，王师傅。”接着门被推开了。门是老婆去上班时虚掩着的。
戴着鸭舌帽的老赵精神神的进来了。他当过兵，说话总是很响，精神总是杠杠的。
“哦，老赵，你没上班？”
“上他妈的，王金怀不是人，我上了快三个月了，一分钱也没给！”老赵忿忿的。
”老赵，这个杂种是个流氓，要工钱只有到劳动仲裁去告他。”
我看过劳动法的书刊，也听过与老板打过官司的工友他们的那些经历。
在马路边的小摊上吃了碗小馄饨，和老赵骑车来到头桥镇上的劳动调解室。工作人员是个女的，又打电话，王金怀还是说没时间。女人一摊手摇头，表示没办法。然后给我和老赵各填了一张调解不成的文书，又给了半张打印好了向纸条，上面写有奉贤区劳动监察大队和劳动仲裁委员会的地址。
第二天天刚亮，我和老赵就坐了上开往区镇南桥的公交车。坐了近两个小时，才到了南桥。
劳动监察大队和仲裁委员会其实在同一大楼里，在大厅里都设有接待窗口。两家窗口任你挑选。
我来到仲委会的窗口，说要打官司。工作人员说要先到工商局去调出被告方的企业信息。
我和老赵又急急地坐上公交车。几经周折找到了工商局，花了十元钱调出了王金怀的小厂信息。
回到仲委会的窗口，里面的人给了两张排好格式的申请书，让我们去填。
打宫司的人很多，也很吵。和老赵挑了一个靠角落的桌子，我铺好申请书，拿起桌子上准备好的笔，填写起来。
两张申请书填了个把小时，交到窗口，里面的人看了看了，放在柜子里重叠有尺把高的申请书上，叫我们回去等候通知。
一个星期后，有个老头的声音打来电话，叫在这个星期三的上午九点，到劳动仲裁委员会去调解工资纠纷一事。
仲裁委大厅墙上的电子屏幕上显现着我和老赵的名字，以及调解室的号数和调解员的名字。
找到了对应数字的调解室，推开门，里面没有人。我和老赵进去坐在铁制的椅子上，静静地等着。
不一会儿，进来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说是我们的调解员。他坐在前面的椅子上，询问了我们一情况，看了看时间，拿起手机打电话。打完电话后，说对方还在路上，一会就到。
个多钟头后王金怀进来了。他把手机和袖珍式的手提包重重地摞在桌子上，拉开椅子一屁股坐了下来。
“活干得那么差，还想要工资，不叫你们赔都是好事，还有脸来告我。”
这分明是猪八戒使钉钯，倒打一钯。我火冒三尺:”放屁，赖皮。”
我和王金怀大吵起来，老头儿急忙劝说，但无济于事。
“我是第一步调解的，你们不愿调解就去仲委会裁决吧！，”老头脸色一沉，拿起桌上的材料向大厅的窗口递交进去。
过去询问，才知道他把我们的申请书转入了仲委会。要通过法律来裁决。又叫我们回去等一段时间。
接下来的日子，我和老赵都没有出去找活干。我一直呆在房子里，也羞于出去，因为这个熊猫眼！
一个晴朗的中午，老赵来我房子里玩。我俩正在谈论着案子的事情，手机响了。
“你是王…吗？”一个女人的声音，我连忙嗯了声。
“我们看了你们提出的申请，予以受理，但你们要过来提交关于本案的一些合法证据。”
我们一下愣住了，哪儿有什么证据，没有写合同，都是口头之约。我突然记起，前段时间给王金怀打过电话，向他索要工钱的，当时长了个心眼，录了音的。
老赵急了，他说他啥也没有，这下是白干了。我安慰他:“没有物证，有人证，我们相互可以证明呀！”
初冬的清晨，有些凉凉的。我在路边的站台边等候老赵。一会儿老赵急急地来了，他背了个秀气的挂包，头上永远地戴着顶鸭舌帽。
我俩又搭上了去南桥的公交车。
在大厅里，我拿出手机，翻出通电话的女的号码，拨过去，一会儿出来一个四十来的女人，说是我们的调解员。让把提交的证据给她。我们说没有，是口头说的。我们是一个厂的，可以相互作证。
“有工资卡吗？”
“是包月工资，不打卡。”
”有该厂的工衣，工卡吗？”
“是个小厂，啥都没有。”我提着心答道。
“什么都没有，你们咋证明是那个厂的员呢？”女人摇了摇头。
“哦，我有和老板的通话录音。”我抓着了一根稻草。
”那你到律师事务所叫律师给你制作一个光盘，作好了拿给我。
咆到大街上，在附近找了一家律师事务所，花二十元让律师帮我弄了一个光盘。
又上楼来到大厅，打电话叫来那女的。女的却说要把光盘里通话的内容，在纸上写出来。
“唉，真麻烦！”我嘟囔着。但没办法，到窗口要来一张纸，爬在桌子上，听着手机里录的吵架声，把内容一一写在纸上。
把那光盘和写好内容的纸交给那女的手里的时候，已是她们到下班的时间了。她也我们回去，等候通知。
一天我正在农贸市场买菜，电话响起，一个男人的声音，说我有一个邮件，叫我到红绿灯路口去拿。
打开邮件，里面是仲委会寄来的传达文书。里面打印是开庭的日期，调解员的姓名，还特别强调要准时到达，到时不到，当缺席裁决，后果自负。
我和老赵早早的坐在了指定的调解室。时间到了，调解员和书记员进来，在写有标志的桌子边坐下。问我们还有什么证据吗，我俩摇摇头。
王金怀久久不见来，调解员打电话过去，说忙还没动身。调解员问我们等不等，我们说他这是耍赖，不等了。
“那就缺席裁判吧，你们回去，过段时间我们把裁判结果寄给你们。”
从邮递员手里接过判决通知书的时候，已是年关了。各大工厂早己放假，老赵和他媳妇也回了老家。为了等通知，我和老婆决定了春节不回去。
拆开通知，我重重地趺坐在了床上。里面调解员说我们证据不足，一切请求予以驳回。
过完春节，老赵满面春风来到我的出租房里。当他看了我给的裁决书，脸刹时变成了猪肝色。
“老赵，我们去镇信 访办，那里一定可以的。”我安慰着对他说。
我和老赵骑着电动车，来到了镇信 访办。里面有个老头和两个上了年龄的女人。我对她们说我们是来讨 薪的，打开手机，给她们看我拍的熊猫眼的照片。两个老女人看着照片笑的格格的。
从里间进来了一个领导模样的男人，等他落坐后，我对他说明来意。
“你们当初咋不来给我打招呼？”那个男的不耐烦地说。
”你算啥东西，我们要来给你招呼。”老赵忿忿地拍着椅子说。
“我们是冲着政府来的，是冲着门外挂的那块牌子来的。我们来向政府部门反映情况，想解决问题。你竟然是这般的态度，我已经录了视频，我要把你们的作为发到网上去。”我边说边把手机对着那个男人做拍摄状。
“这儿不准录像。”那男人急忙用双手遮住脸，急忙的进了里面的房间。
其实，手机我还没来得及打开，只是虚张声势吓唬那男的罢了。
片刻间，里面又出来了个中年男人。
“我是主任，是负责人，有啥事我来解决。现在网络是发达，不要动不动就发视频。”他朝我俩不咸不淡的说。
接着他向我们询问了事情的原由。
“这样，明天上午你们去粮宫村委会，我叫上那个片区的民警和村治保主任，把这个事情解决了。”他柔和地说。
村委会宽大明亮的会议室里，信 访办主任和民警，以及村治保主任，轮番劝说，王金怀才答应给我们工钱。但表示现在没有，要到月底才给。信 访办主任叫他给我俩写了久条和支付的时间。
转眼到了月底，我和老赵去厂里找王金怀要工钱。厂里的员工正在往大货车里装东西，说这儿也不让开厂了，要搬到江苏的启东去。
等到夜里十点多，才见王金怀回来。他面带怒气地坐在椅子上，把一双脚跷在茶几上，看了看我俩，也不说话。
半晌，不见搭理，老赵给我使了个眼色，我走到王金怀跟前:“你不是说好今天给工资吗？
”没有。”
“啥时才有呢？你们都要搬厂了，难道还要我们到江苏启东去拿吗？”
“……”王金怀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
我和老赵来到厂门外，商量了半天，也没好办法，最后还是打了报警电活。
警察一来就朝王金怀问:“又打架啦？”
“没有，没有，王哥。”王金怀冲警察叫哥，马上递上“大中华”。
“他现在没有钱，你们逼他也没有用。不要闹事啊，这么晚了，你们赶快回去…”
我们无助地看着警察上了警车，一拐弯消失在漆黑的夜里。
我和老赵又到区法院去状告王金怀。我们现在手里有他写的欠条，要回工钱那是稳操胜券的事。
我们心情舒畅地向法院递交了申请书。
一个礼拜后，法院寄来了开庭通知书。
开庭的时间过了近半个小时，王金怀黑着脸才跚跚而来。
”你们真会搞事。”王金怀一到就怒气冲冲说。
“本应该给我们的辛苦钱，迟迟赖着不给，还有脸说我们搞事…”我气的不打一处来，强烈地向他反驳。
女调解员平息了我们的争吵。
“这个欠条是你写的吗”女调解员问王金怀。
王金怀马着脸点点头。
“那你今天就给他们支付了吧。”
“我刚搬了厂，资金紧缺。”
“那这样，你给他们的工钱分两个月支付，一个月支付一半，行不！”
待双方同意后，女调解员就让我们在区法院调解书上鉴了字，然后各执一份。
头桥这一片区的大小工厂，都搬迁了。到处被挖掘机挖的瓦砾一遍。
我和老婆也跟一个江西的老板，随厂搬到了江苏海安县的一个经济开发区。
在新厂里一晃两个月过了，我拿出上海奉贤区人民法院出具的调解书，仔细看了看上面裁定的支付日期。
“这不早过了吗？看来到了最后一站了，我要到法院去申请强制执行！”我对老婆说。
我向老板请了两天的假，坐上开往上海的动车。
到了上海车站是晚上，雨下的很大，找了一家便宜的旅馆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坐上开往南桥的大巴。
又在奉贤区人民法院递交了强制执行申请书。我留了电话号码，也记下了法院给我的电话号码。
一个月后，我在海安开发区小镇上的邮政储蓄所，给儿子寄生活费用，完事后，我给他拨打电话。
“你是王军吗？”电话里传来的却是一个浑厚的男人的声音，“你的工钱我们给你要来了，你发过来一张银行卡的帐号，我把钱给你打过来！”
怎么来的这么突然呢。我楞了一下神，立马“嗯嗯”了两声。
终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原来我给儿子拨打电话时，却无意中按在了法院当初给的号码上了。
赶紧的，我给法院那边发去了银行卡号。
望着灿烂阳光下街头的人来人往，我轻轻地吐出了憋在胸口，那快满两年的闷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