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了一百多米，这时前面路口传来了动静，我悬着的心一下就放松了下来。
走近一看，是三个人站在一辆轿车门口谈话，似乎在商量走什么路线，看样子是要出远门。
因为天太黑，看不清他们的人脸，但他们的声音听起来很熟悉，可一时之间又想不起来是谁——毕竟最近六七年，我很少回村。
这时，他们上了车，打开车灯，车子扬长而去。
借着车灯闪过的那一瞬间，我看清楚了，那是一辆出租车，车上除了司机，还有一个留着锅盖头的中年男子，另一个竟是我的族叔殷文。
说是族叔，其实他只比我大四岁，只不过辈分比我高而已。
车灯没有照到我的脸上，殷文也不知道我就在旁边，我们也就没打招呼。
要是他知道是我，肯定会下车和我寒暄几句，因为我和我哥在九叶树村的殷姓家族，甚至整个九叶树村，都算是有点名气。
毕竟在这么贫穷、这么偏远，又如此深山闭塞的地方，一家兄弟两个都去了北京上大学，也算是金窝飞出金凤凰了。
所以每次殷文见到我，都要拉着我聊上几句，尽管小时候我还是他的小跟班，尽管他如今已是村里闲人们中的大哥。
见他行色匆匆地要出远门，我也就没叫住他。
我心里清楚，这肯定是那位道上的大哥包的车，请他出去镇场子的。
什么叫镇场子？说白了，就是去参与赌博。
在陕西，尤其是关中和秦岭一带的农村，有一群特殊的人，叫做闲人。
这种人有以下几个特点：
1. 不从事农业生产，觉得干农活没出息、掉价。
2. 一般情况下，他们长得都比较精神，最起码外表在中等以上。
3. 他们厌恶我们常见的黑社会和小混混，也厌恶以强欺弱、做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4. 在传统农村的族老和长辈眼里，他们不务正业，但日子却过得比大部分种地的农人要好。
5. 他们娶的媳妇，一般都很漂亮，而且大多死心塌地跟着他们过日子。
6. 他们的媳妇和子女，吃、喝、穿、戴、住、行，都比普通农人要好上不少。
7. 他们不去西安或南方打工，基本上都待在村里，有时候会出门几个月，没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做了什么，但他们常年似乎都不怎么缺钱花。
在我们村，老一辈人感慨这些人有“斜财”，意思就是说他们像螃蟹一样，不走传统农村的“正道”，但命里偏偏有财运。
在我看来，他们所谓的财运，相对于传统老实的农民而言，不过是多了些一技之长罢了，比如口才好、长得高大帅气、情商高、为人灵活等。
至今我也不太清楚他们靠什么营生吃饭，只知道有几个闲人在外面做中人，还有像殷文这种赌术高超的赌神级人物，经常会有道上的人开车来请他们。
说到闲人，我的老乡、著名作家贾平凹，写过一篇关于闲人的散文，名气很大，有兴趣的大家可以去读一读。
其实在我们村，还有一种小闲人。
这种人就是农忙的时候种点田，平时就泡在村里的麻将馆，打打麻将、斗斗金花，这种小赌小玩，是我们村多年来的顽疾。
和其他村子相比，我们村在整个莲花乡，甚至整个县，都算是比较有匪气的。
这或许是因为我们村地处两县交界，又位于秦岭大山脉中最穷地级市的最穷县、最偏远的地方吧。
民国的时候，我们乡就出过横行陕、豫、鄂三省的大土匪；改革开放后的1979年，我们村的十几个青年，聚众去临县抢劫，在当时轰动一时。
从那以后，我们村出嫁的女儿，或是出去在外的人，在县城东南这几个乡，没人敢欺负，大家都知道九叶树村人野蛮、匪性足，惹不起。
初中的时候，在学校里，只要别人知道我是九叶树村的，学校里的小混混都不敢欺负我，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还为此感到自豪。
上了高中以后，每次想起这件事，我都心生汗颜，但没办法，我当时还只是个学生，根本改变不了这些。
直到现在，每当想起我们村的这些事，“偏远、愚昧、野蛮、落后、迷信、乃不知有汉”这些词汇，就会不由自主地充斥我的脑海。
我曾多次做梦，梦见自己成了县长或是企业家，改变了我们村的面貌和风气。
可如今，已经到了21世纪的第十个年头，我们村依然很落后，风气也依旧很差。
尤其是近几年，外面的经济飞速发展，村里的年轻人大多都去城市打拼，平时村里就只剩下老弱病残，种地的人也越来越少。
原本村里还残存着一点小农经济下的淳朴乡村气息，如今也日渐瓦解，攀比之风悄然兴起，邻里之间、亲情关系也开始变得脆弱，风气比以前更差了。
或许国家也看到了这些问题，看新闻说，国家在秦岭地区的新农村建设已经开始酝酿，一些农村已经开始推进社区化、城镇化，现代化建设也已经开始试行。
我心里急切地希望这些政策能早点落到我们村，尽快改变我们村的风貌，如果这一天真的到来，对我们村来说，可谓是千年来未有之大变。
一百多年前，李鸿章作为大清的领导人之一，曾说过大清面临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我认为，他这是从国家层面来看的，因为自西周以来的陆权大国，正受到新兴海洋强国的冲击。
而在我看来，当下才是我国真正面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因为从周代以来，中国覆盖面最广、人口最多的底层农业劳动者，以及他们所处的环境和生产资料，也就是小农经济，即将走向终结，一去不复返。
心里想着这些事，就不觉得路远，不知不觉间，我就走到了老家的院子外面。
不知道什么时候，蔡婆的哭嚎声已经停了，整个山村显得更加宁静。
我看了看手机，已经晚上八点了——夏季天长得晚，爷爷通常晚饭吃得很迟，这个点刚好是他吃饭的时间。
看到商店里亮着灯，我就直接走了进去，只见爷爷坐在柜台边，正整理着一大碟钞票。
见我进来，他抬头说道：
“亮子啊，我明天要去县城进点货，这几天你就在家看门，要是想出去玩，记得把门锁好。”
“爷，我和你一起去吧。”
“货不多，就一箱子烟，回来坐班车到了乡上，我打个三轮车就能拉回来，你还是在家待着吧。”
爷爷摆了摆手。
“好嘞，爷。”
我应了一声。
“还有，今天殷盛这事，这几天办丧事要用到很多东西，明后天你黑林爷会来拿货，我都整理好了，就在堂屋外面那几个箱子里，你到时候照看着点就行。”
说着，他指了指堂屋外面的方向。
“好的，知道了，爷。”
我点头应下。
说着，我赶紧把手里的饭盒放到他面前，让他先吃饭。
爷爷把整理好的钞票放进桌子上的一个小布袋子里，然后拿起碗筷，吃起饭来。
爷爷这一辈子，除了冬天，其他季节都只用凉水，喝水也不例外。
也正因为这样，他的身体一直很好，快七十岁的人了，看起来也就六十出头，走起路来依旧风风火火。
他刚吃了几口，好像又想起了什么，停顿了一秒，问道：
“今天殷盛这事，你当时没在现场吧？”
“我路过的时候，事情已经发生了，就远远地看了几眼，然后就去大伯家了。”
我如实回答。
“嗯……那还好。”
爷爷又夹了两口菜接着说
“亮子，你火焰低，殷盛这几天办白事，你尽量别靠近。”
“好的，爷。”
我连忙应道。
“殷盛这孩子，怎么就摊上这事了呢，唉。”
爷爷叹了口气，语气里满是惋惜。
爷爷走后的两天，我都待在家里看店。
殷明也每天过来陪我聊聊天，我从他那里得知，就在爷爷出门的第一天，法警又在解剖林麻子的那个地方，解剖了殷盛，现场依然有很多人围观。
爷爷走的第二天，蔡婆家里就开始办丧事了。
在秦岭山区，如果是老人寿终正寝，就叫做白喜事，一般会在家停灵三天，不仅要放露天电影，还要请乐队，晚上还要唱孝歌。
这种孝歌，要从晚上一直唱到第二天早上。
孝歌队伍通常是四个人一组，绕着灵柩转圈，排在最前面的是扛着招魂幡、手里拿着燃香的孝子，第二个是敲鼓的，第三个是敲锣的，最后面一个是拍钹的。
孝歌的作用，一是为了超度亡灵；二是为了晚上给守夜人和守灵的孝子们解闷，不至于冷场。
然而殷盛是惨死的，在秦岭农村，这种惨死的人被称之为“红人”，办丧事自然是悲凄的格调，也就没有孝歌和露天电影了。
第二天傍晚，殷明来了，他说，明天上午殷盛就要上山下葬了，今天是来奔丧的亲友最多的一天，需要人手帮忙，希望我去帮半天忙。
我心里清楚，因为工业化的冲击，现在的秦岭山村，年轻人几乎都常年在外，有的甚至好几年都不回村，村里只剩下孤寡老人。
如今村里办个红白喜事，最头疼的就是没人帮忙干活，连最起码的人气都没有。
有时候，村里的族老或村长，不得不给每家下硬性任务：凡是家人在省内的，必须回村帮忙；不能回村的，或是家人在省外的，就出点钱。
反正以后每家都会有红白喜事，这就叫换工，大家互相帮忙。
虽然爷爷也叮嘱过我，让我尽量别去这种场所，但死者为大，村里又确实缺人，我实在没法不去，再说，我也说不出不去的理由。
于是，我锁好商店的门，就和殷明一起去了殷盛家。
果然，今天是办丧事的最后一天，来奔丧的亲朋好友还真不少，帮忙的人忙前忙后，一刻也不停歇。
蔡婆和殷盛的两个姐姐，瘫坐在棺材旁边，哭声已经变得沙哑，脸上满是泪痕。
我在丧葬副都管殷林叔的分配下，帮忙把桌椅板凳摆好，又在每张桌子上放上两盒香烟和瓜子。
忙了大概一个小时，我有点累了，就找了个地方坐下来休息。
突然，好像有人在我背上轻轻拍了一下，一股淡淡的清香从背后飘了过来，紧接着，一个银铃般的声音传到了我的耳朵里：
“是殷亮吧？”
我赶紧站起来，转过身一看，只见一位十八九岁的姑娘站在我身后，眼睛水汪汪的，肤色白皙，虽然全身穿着名牌，但搭配得恰到好处，十分好看。
“是的，请问您是？”我连忙问道。
这么一位漂亮的姑娘，突然主动和我打招呼。
我心里又惊喜又有点害羞，还有几分疑惑——我实在想不起来，自己认识这样一位姑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