妹妹
（一）
徐秀一天一天长大了，仍然和姐姐一样漂亮、苗条。
姐姐惨死的消息并没留下太深的印记，那时她还没上小学，母亲哭了，哀怨了很多天。婶婶也长吁短叹：“好不容易碰上个好人家，咋说没就没呢。”叔叔被政府判了刑，全靠妈妈和婶婶微薄的收入勉强度日。
在1959年小学五年级快要毕业时，徐秀第一次碰上了“性”事。夏天说热就热，徐秀半夜取来小解，忽然听到隔壁母亲的房间传来呻 吟声。徐秀好奇的侧耳听，原来是母亲发出的声音，徐秀的脸“腾”的红了，原来这就是男女的“丑事”。过了一会儿，一个男人从房里走出来，听脚步的声音，徐秀就知道是母亲和婶婶所在县鞋帽厂的书 记。
书 记叫王正刚，40多岁了，10多年前从部队（就是地方的武工队，也跟随部队打过仗）回来进了鞋帽厂当书 记。老婆是农村人，还在老家住，粗胖粗胖的，像个水缸，时不时来回县城，有时还带着两个男孩。据说，王正刚见老婆就躲。老婆一来，王正刚就和同事换宿舍。他和没结婚的小伙子都住在厂里的宿舍。但第一次见母亲陈小娥，王正刚就迷上了：“这身材，哪像两个孩子的母亲。”他多次找母亲聊“政 治思想工作。”陈小娥却不理不睬。虽守寡多年，但她一直恪守妇道。下班就回家，做饭、洗衣、照顾徐秀，什么活都干。王正刚也‘家访’过几次，但母亲都不卑不亢，应对自如。一次王正刚没话找话，摸摸徐秀的脸蛋：“这小妮。长得多像母亲。”
那时阶级斗争的风声越来越紧。一天下班，陈小娥刚出车间，王正刚拦住了她：“有人举报你丈夫做过日本人的县长，被枪毙了。小叔子现在还服刑。看来，你和你弟妹的工作危险了。”说着，掏出一封信晃了晃。陈小娥最担心的这回事，觉得时时像头上悬着的炸弹。从厂里宣传“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来，她就时刻提心吊胆。一旦没有了工作，咋生活，徐秀怎么办？
她讷讷的说：“书 记，这都是很早的事了，再说，我们俩干的也不错，经常受表彰呢。”
王正刚不依不饶：“那时另外一回事。现在阶级斗争越抓越紧了，对每个人的历史都要重新审核，这是中央的规定。”
陈小娥被中央规定吓住了，恳求：“怎么办呢，书 记，家里孩子还小，没了工作就没法生活了，你行行好，放我们一回吧。”
王正刚凑近小声“命令”：“行好可以，晚上洗干净到宿舍找我。”
当天晚上，陈小娥哄徐秀睡下，借口单位加班，就去了王正刚的宿舍。陈小娥原想有一次就算了，没想到王正刚接二连三的找她。他们的事不久传沸沸扬扬。陈小娥对徐秀的婶婶解释过，婶婶似乎更知道阶级斗争的残酷性，对这事也理解。陈小娥担心被徐秀知道，一直拒绝王正刚来家里。这天，王正刚突然来到家里，要干那事。原来，他突然接到通知，要出外学习培训两个月，并且老婆很快要搬来了。急不可耐，就找来了，待到半夜还不回去。陈小娥劝他：“回去吧，孩子明天还上学呢，不能耽误睡觉。”王正刚起身装着走，突然一回身把陈小娥压在床上，一边拉扯陈小娥的衣服，一边喘着气：“别怕，孩子早睡了。就这一次，以后再不找你了。老婆马上要搬来了。”陈小娥促不及防，听到最后一次了，就只好服从了。
第二天，母亲一如既往地做饭，催徐秀起床，帮助整理书包，但徐秀心理却鄙夷起母亲了，拿个馍就跑到学校。一连几天，都没有给妈妈好脸色。婶婶看出来点究竟，劝徐秀：“妮，你妈也难啊，也是为了这个家，要不，阶级斗争早把我们打到了。原谅妈妈吧。”
第三天，不等徐秀原谅，陈小娥一天在车间突然晕倒在地上，拉倒医院已经没有了呼吸，医生说是脑溢血。正在上课的徐秀被拉倒医院，扶着妈妈的尸体失声痛哭，最后说了声“对不起”，弄的工友们都不明就里。婶婶明白，拉起徐秀安慰：“别太伤心了，妮，有婶子呢。”
徐秀在婶婶的抚育下，虽然日子更苦点，也算过得平安。但总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感到没有父母的家就不是自己的家。进入高中后，叔叔出狱了，打点零活，但他们家经常参加“阶级斗争”的各种活动，每次都是被批判对象，而且批斗越来越升级。叔叔和婶婶一到晚上，就点灯熬油写思想汇报。不顺心的事一件接一件，徐秀成绩不错，但班干部不让当，红卫兵也没有自己的份，原因就是自己的出身、成分。进入高中，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 命开始了，高中二年级了，开始听课，批斗老师，贴大字报，但徐秀总是被排除在外，像一个孤零零的孩子被遗弃在社会之外，她暗地里哭过无数次，甚至咒狠过父亲、叔叔。学校里，只有李莉是密闺。她父母都曾是县里有名的国 民党的党员、干部，还有个叔叔解放前夕逃到了美国，和徐秀一样是天生的“落后分子”。她们倒经常窃窃私语，说些知心话。不久，工宣队（毛泽 东思想工人宣传队）进来掌权了，队长就是那个王正刚。
知青运动开始了，第一批名单中没有徐秀的名字。徐秀大着胆子走进了王正刚的办公室。没等开口，王正刚拿出一摞表格，摔在桌子上：“没你，下一批也不会有，你看看你家的历史，不批斗你就是宽大了。”走出王正刚的办公室，闺蜜李梨拉住她，悄声说：“晚上没人时来，这个王队长好 色。我就是这样办的。”按照李莉的提示，徐秀成功了。王正刚边“运动”边慨叹：“比你妈还漂亮。”
1959年春节刚过，一辆大客车把徐秀、李莉等5个青年男女拉倒了卫南坡，一个叫杨柳村的小村子。 （二）
那天，天还很冷，但即将下到乡里的县高中的几十名学生却很热，一路上引吭高歌“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革 命歌曲，徐秀和李莉也很高兴，有一种首次“归队”的幸福感、激情感。尤其徐秀，几乎整天想脱离那个“落后的”家庭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她和李莉都是第二批落户的队员，出发时，叔叔婶婶被叫走开会，学毛泽 东思想，不能请假。徐秀一个人简单的收拾了一下，特别没有忘记戴上姐姐给的那个手镯，扛着简单的行李就到了汽车站。走前一天晚上，徐秀摘下手镯，交给叔叔和婶婶，似乎是感谢抚养、培训之恩，但叔叔和婶婶坚决不要。叔叔还凄惨的说：“妮啊，你看我们俩有今天没明天的，说不定那天——你好好活着吧，照顾好自己。”婶婶陪着留了泪。走出胡同，徐秀回望了一眼，深深吸口气，有一种超脱感，也有一种不再回来的希翼。但多年后，徐秀继承了房产。
卫南坡的这个汽车站叫留固站，是县里的大车站，东半县的人去郑州、安阳、新乡等大城市都要在这里转车、等车。这天，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大型扩音器里播送着高亢的革 命歌曲。“热烈欢迎知识青年”的横幅格外醒目。卫南坡的集中欢迎知青的仪式就在这里举行。各级领导讲话，知识青年代表发言，最后到各村的集中。郭俭（二蛋）的孩子郭国庆走了过来。
“我是杨柳村接人的，你们跟我走吧。”说完，一把抢过徐秀的行李，扛在肩上，朝一辆手扶拖拉机走去。徐秀她们没有想到有拖拉机。国庆看出她们的疑惑表情，忙着解释：“这里公社为搞机械化，一个村配的一辆。”公社的书 记走过来热情大声介绍：“这是咱们咱公社最年轻的村委会主任，才20来岁，还是党员。今天特地来接你们的。”别的村大都是村支书来接，杨柳村怎么是村委会主任？徐秀她们也没有多想，就坐上了拖拉机，公社的书 记也上来了，“突突地”朝东开去。
10多里路一会儿就到，下车伊始，就“革 命”了两件事。
一是正赶上一个批斗现场。村支书王尚奇（大胆）低着头，一伙又一伙群众走上村支部院里（村支部大院已经从村东头移到了村中，就是土台小的）的小土台，历数他的“罪行”，主要是“作风问题”：好吃懒做了；调 戏妇女了等等不一而足，特别是和“地富反坏右”的一个女人不清不楚。许多群众当场要求老支书郭俭（二蛋）复出。二蛋大声推辞：“不行，年纪大了，干不动了。”徐秀她们随机和同车来的公社书 记商量，最后确定国庆接任村支书。国庆推辞不掉，看一眼徐秀，眼里满是感谢的意味。“大胆”被撤换后，不久就因病一命呜呼了。
二是关闭了一个“封资修”的小剧团。那时文化气氛淡薄，也没有电视啥的，也没有打工，一到冬闲，除了听听盲人的说书就没事可干，县、公社为活跃农村的文化氛围，就鼓励有条件的村子办小剧团，演出《秦香莲》、《穆桂英挂帅》等豫剧、曲剧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戏曲。尤其是逢年过节，锣鼓一瞧，好不热闹。演员基本是村里的年轻人。那个小剧团是附近几个村合办的，剧团设在了杨柳村的老支部院里，教戏的一般是外请的师傅，大都在冬闲期间教。有个扮演“包公”的20多岁的邻村演员在县里的剧团干过，一边演戏还一边教戏。他演的《包青天》在当时还是保留节目，一般在较大的村里才演。“包公”的大段唱词“要吃还是家常饭，要穿还是粗布衣，知冷知热结发妻”还风靡一时。徐秀等知青认为那就是典型的“封资修”，必须取缔。“包公”还跑来和知青们“理论”一番。但公社也正有此意，就顺水推舟取缔了。徐秀等人倒是利用剧团的舞台，就是老支部大院的舞台教过忠字舞，教过革 命歌曲。
徐秀他们五人都在村支部院里住，自己搭伙吃饭。
杨柳村一共五个生产大队，徐秀和李莉分到了第一生产队。第一生产队人均合地最多，也最辛苦。但徐秀他们好像有无穷的劲头，割麦、收秋等各种农活都抢着干，群众也对他们赞不绝口。一年不到，徐秀的双手就起了厚厚的茧子。但徐秀倒感到很充实，多年来家庭里的压抑气氛不见了，也欢快多了，无形中成了五名知青的“带头人”。知青们有什么事，也是她和国庆说。冬闲，他们五个就教群众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 命歌曲，还教跳忠字舞。教忠字舞，现在村支部的院子的土台就太小了，徐秀到村东头老的支部院里的土台上教。原来是小剧团的舞台。第一次到老支部院里，空荡荡的，只有一颗梨树枝清叶茂，徐秀突然感到好像这里和自己有什么联系。那时各村实行排演革 命戏剧，徐秀他们排起了《沙家浜》，在老支部院子里的土台上演。徐秀扮演的“阿庆嫂”有模有样，“铜壶煮三江”一出口，就赢得满堂喝彩。公社书 记等大批干部还专门来观摩。
徐秀在全公社出名了，更让人赞叹的是和国庆的婚姻结合。从徐秀一进村，国庆就找不同的机会接触。村支书对知青的关心爱护也正常，一来二去，和徐秀的感情有了变化。一次，秋后给地浇水，徐秀突然一阵眩晕，晕到在地里，国庆正好路过，开着拖拉机就把徐秀送到了公社医院，一夜都没合眼。多年没有的温馨的家庭气氛感动的徐秀哭了起来。逢年过节，别的知青都回家团圆了，徐秀不愿再回到县城那个家，往往一个人留在村支部院里。国庆总是热情的邀请到家，忙前忙后的招待。虽然那个年代没多少好吃的，但那股热情的家庭气氛对徐秀来说弥足珍贵。
1970年的春节到了，徐秀和国庆走进了洞房作为知青，徐秀成为全县扎根农村的典型人物。在当地，应该比当时邢燕子还出名。县里、公社出了大字报，宣传徐秀的先进事迹，还请徐秀到处作报告。省里还派了记者采访徐秀。期间，徐秀回了一趟县城的家，叔叔和婶婶作为“专 政对象”，已经没人知道下放到那个农场劳动了。徐秀也庆幸自己当初的“牺牲”，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第二年，国庆和徐秀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孩，取名郭晓梅。
（三）
有了稳定的家庭之后，徐秀很快又经历了两件事：
一是儿子。在偏僻的这个农村，无后为大，指的就是没有男孩。进入70年代，计划生育虽不是那么严格，但也逐渐提上日程，公社还明确要求村干部带头。再加上第一胎生产，徐秀疼的死去活来，对生孩子心理上都很恐惧。国庆是支书，也积极响应公社的号召。他们起初是不准备要的，郭俭对徐秀的到来还是很欢迎的，心理庆幸儿子找了好媳妇，现在却时常唉声叹气：“谁家没个男孩呢，总不能从你们这儿绝后吧。”国庆和徐秀商量，再要一个，今后不管男女都不要了。郭俭也同意了。庆幸的是，结婚的第三年，又生了一胎，可能是第二胎，很顺利。徐秀就没用到医院，大的肚子在灶间做饭，就生在了灶间。还真是个男孩。郭俭兴奋了好多天。那时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叫的震天响，郭俭给孙子取名大寨。
二是李莉。知青运动没兴几年，就有人开始回城了。李莉干活开始就跟不上，总落到后面，各项活动也不积极，成天唉声叹气。他的父母已经被下放农场劳动，远在美国的叔叔几十年杳无音信。有人劝她学徐秀，她鼻子一哼：“这破地方，早就待够了，不能再死在这儿。”好不容易坚持到1975年末，李莉第一个回城了。走前那天晚上，五个知青多做了两个菜，国庆还送来一坛子当地产的白酒“小鸡蹦”，算是给她送行，几个人还请教她的回城秘方，李莉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顾左右言它：“祝大家都早点回城，祝徐秀幸福一辈子。”临散的时候，喝的已经醉醺醺的李莉拉着徐秀的手，久久不松开，泪流满面的说：“咋回城的，妈的，咋来的就咋回的。男人都不是东西，禽兽。”她酒后吐真言，从公社到县里，睡了三四个男人。20多年后，她的父亲成了县里一个民 主党派的头，当了政协的副主 席。叔叔也联系上了，还回国投资办厂，非要李莉去美国。李莉已经40多岁了，母亲和同厂工友的丈夫都劝她：“算了，年龄那么大了。”李莉一跺脚：“去，50了也去，我从小就受罪，该享福了。”定居美国的李莉不久就离了婚，嫁给一个70多岁的美国老头，还和徐秀通信，回忆起知青岁月，竟还有点留恋。
李莉的回城引得其他几个人动了心，当然，徐秀除外。但回城不是容易的事，几个人几乎成天不在村里，就是偶然住几天，也基本不再下地干活，就是挺尸睡大觉。1976年9月，毛主 席逝世，村里的追悼会上只有徐秀一个知青。
1979年秋后，农村实行了土地责任制时，除徐秀外，村里一个知青都没有了，但徐秀听说他们回城都安排的很一般，都在街道的小厂上班。有位知青没找到工作，只得干起了个体户，开了一家小餐馆。家里也有了不小的变化，女儿晓梅走进了小学，开始学“a/o/e”了；丈夫国庆的村支书不让干了，说是“三种人”。但徐秀清楚，国庆不是“三种人”，虽然也参加过村里的“井冈山”组织，但和公公的为人都不错，没有故意坑过人、害过人。徐秀的叔叔、婶婶在农场先后病死了，也没有后代，遗言房子由徐秀继承。上面来人找到徐秀，介绍了叔叔、婶婶的情况，评价解放后没做过什么坏事，也给“阶级敌人”摘了帽，还归还了抄走的家产，有关部门还补了1万多元钱。徐秀和国庆还回县城一次，看了房子、小院，国庆说：“等老了，干不动活了，就住这里吧。”在胡同口，徐秀和国庆吃了几根油条，没想到遇到一个最不想遇到的人——王正刚。他正在低头烧火炸油条，原来，被当做“三种人”处理了。并被工厂开除了。徐秀站起身走了，心里狠狠的说：“妈的，他才是真的三种人啊，枪毙了都不亏。”
一分地，才感到地少。以前在生产队劳动，累的时候总嫌地多。徐秀家分了30多亩地，还觉得不够种，公公、婆婆虽然50多岁了，身体还不错，还是棒劳力。其中，有20多亩地挨着村东头的老支部院子。国庆很勤快，和三家邻居把荒草丛生的老院子认真清理，要当成打麦场。那时各家都使用压水井了，但国庆他们为方便用水，把封了很久的深水井也认真的清理。
正是在这次清理后，徐秀知道姐姐的悲剧。
（四）
杨柳村和卫南坡大多数地方一样，夏季以种植小麦为主，当时机械化还没普及，收割机等更没有，20多亩麦子拉回家很麻烦，干脆把打麦场设在地边，方便打、晒，最后只把小麦运回家，或者直接交公粮，省去不少力。国庆和父亲是村里的两代支部书 记，加上老支部院子好久没人用了，也没有人说什么。
在清理深井时，让人惊喜的是水还是那么清凉甘甜。一次，国庆和徐秀在杨场时，渴了，随机打桶井水喝，不想，水桶里漂浮着一直晶莹的玉镯。那颜色、那式样和徐秀手上戴的一模一样。徐秀疑惑了：“天下还有这么一模一样的东西？”
郭俭走过来，解释了当年发生的一切，但对徐娟的名字记不清楚了。那时一般都叫“少奶奶”，徐秀心理清楚，那就是姐姐。但时过境迁，徐秀没有说出真情，只是问，后来怎么处理的。郭俭说：“给上面打了报告，说是两人自 杀的。乡长是我的老上级，也没再追究。那时斗死的地主又不是咱们一个村。不过，我父亲至死都说杜仁不该死。”
时光飞逝，当年火热的知青运动早就销声匿迹了，但徐秀一个人留在了杨柳村这个卫南坡的小村子里。卫南坡的人种地之余，都喜欢养几只羊或者喂几头猪。徐秀就喂了一头老母猪和几个小猪。猪喂得很有豫北农村妇女的特色，喜欢用剩饭剩菜掺水喂，开始总用盛剩饭的瓢敲打母猪：“别抢，让猪娃们先吃。”后来母猪就自动卷缩在后边，等小猪吃完了，再走过去，吭哧吭哧吃的很带劲。徐秀和国庆还像新婚一样好，但就是爱“抬杠（吵嘴）”。国庆经常嘟囔：“每天和猪说的话比跟我说的都多。”
文革结束，什么都好像要翻过了，除了当打麦场，村东头的老支部大院依然很荒凉，但那颗梨树却茁壮成长起来，到七十年代末，已经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粗大的树干一个大人都合抱不过来。几个多事的老太太在梨树下搭起一座小庙，美之名曰敬奉“梨花奶奶”，久而久之，求神问吉，磕头烧香的村民越来越多。徐秀也常来，每次都想起姐姐徐娟。小剧团也恢复了，就在老支部院子里。有演出任务就走街串巷，没任务就在院子里排练，几十个本村和邻村的大姑娘、小伙子练翻跟头，还经常传出咿咿呀呀的唱调。那个邻村的“包公”也回来了。郭俭当起了剧团的杂务工。晓梅继承了徐家的漂亮血脉，比母亲、姨等人好像更胜一筹，对唱戏似乎特别有兴趣，蹲在那里看半天，有时摸摸花花绿绿的“行头”，很羡慕，还动不动学几句唱词，扭几下腰板，学的有模有样。有时徐秀不来她也来，借口找爷爷，一呆就是一整天。
徐秀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听戏。那时，逢年过节，逢更赶会，都是农闲时节，三里五庄喜欢唱戏，图个热闹。位于杨柳村的小剧团虽然水平一般，但要价便宜，管吃管住，一场戏给几石麦子就行，所以忙得接连赶场。徐秀听得入了迷，撵着小剧团跑，十里八村都去过。还经常招呼人一起听。徐秀喜欢听，还有一个原因：女儿郭晓梅可是当时的“角”，“红”遍了东半县。
郭晓梅唱“青衣”，嗓子好，字正腔圆。在简陋的舞台上一露脸，就有人叫好，特别是表演中，和“小生”一飞眼，下面掌声一片。在《西厢记》中，郭晓梅扮演的“小姐”更是一绝，成为许多人议论的中心。
郭晓梅走进剧团是因为自己的坚持，徐秀几次都没有劝住，还和女儿生了几次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