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从东北地区开始了局部侵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开始。在国家危难之时，国共两党开启第二次合作。历经长达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之后，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张作霖大帅被日本人炸死那年我正上小学一年级，彼时的我并不知道那以后，我和我家人平静的生活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饿死我了，妈，饭好了没？”一进家门，我就丢下书包嚷嚷起来。
“没看见你孙叔叔来了吗？也不叫人，真没规矩。“母亲板着脸教训我，眼里却是掩不住的笑意。
“孙叔叔总来，又不是外人。”我小声的嘟囔着，还是上前规规矩矩地行了一个礼。“孙叔叔好。”
孙一峰是我父亲的同乡、同学兼好友，父亲常年在海上跑船，家里的大事小情都是他帮着办的。
孙叔叔一把将我抱在怀里，用胡子扎我的下巴，我挣扎着跳到地下，一本正经地说：“我现在是大姑娘了，你不能这样了。”
孙叔叔朝我眨眨眼：“可是刚才大嫂子还和我说，昨天你又在学校里和男同学打架了是不是？这可不是大姑娘应该做的事啊！”
“李小柱他欺负女生，在我们的书桌、书包里偷偷放毛毛虫。玉芝都让虫子吓哭了，大玲子的手也被蛰了一下，我打他是轻的。”我扬着头不服气地反驳。
孙叔叔哈哈大笑：“怎么样？嫂子，我给她起名叫义勇对吧？从小她就有爱打抱不平的劲儿，到现在也没改。”
母亲也跟着笑：“还不是你和他爹惯的？要不是为了供她念书，我宁愿在乡下呆着，不来这大地方受洋罪。”
“这孩子活泼爽利，招人疼。” 孙叔叔从兜里掏出一把糖递给我，继续和母亲交谈:“人往高处走，韩大哥在外面奔波，还不是为了让你们娘几个过好日子。大姑娘念几年书，出息了，比在乡下窝着强不是？”
“哈尔滨倒是好，就是费用太大了。”娘摇摇头，“只指望你大哥能平安，按时拿回家钱来吧。”
孙叔叔也轻轻皱起眉头，半晌才说：“要是世道太平，自然没事。可半个月前张大帅被日本人炸死了，这东北.......怕是要.....”
他忍住没把“乱”字吐出口，然而日子已然开始乱了起来。年末，张少帅宣布东北易帜，听从国民政府。第二年，父亲效力的苏联商船公司被查封，父亲被迫回家赋闲。1931年9月18日，日本人攻打沈阳，张少帅弃城而逃，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整个东北三省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全部沦陷，我们成了亡国奴。
我也不上学了，每天泡在我干爹的药房里，他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德国医生，干娘则是俄国人，在药房里做护士。他们无儿无女漂泊异乡，一次偶然遇到我，就觉得与我投缘，非要认为我干女儿。我也很喜欢两位慈祥的老人，就这么着，我又多了两个亲人的关爱。
“听说现在学校都让学什么日本话，呸，我宁愿你和你干娘说俄国话。”母亲一边愤愤不平地说着，一边手忙脚乱为父亲打点行装。
“我爹要出海吗？他找到差事了？”我也上前帮忙。
“不，回乡下，你爹说要回去看看。几天就回来。”我娘这样回答。
可是，我没有等到我爹回来。
“那帮畜生没人性啊，日本人要占屯子里的地，老百姓不让，一个日本人被小青年偷着捅死了，结果第二天，大队人马开过来推平了半个村子，都是拿枪打的，一个活口都没有！”孙叔叔的眼睛哭的已经红肿，“韩大哥，韩大哥这是无妄之灾啊！”
“命啊，是你大哥命不好。”母亲干嚎着，嗓子已嘶哑不成声。她痴痴傻傻地坐在那里。“连个尸首都没给我们娘们儿留下啊！”
“整个村子都被日本人一把火烧了。”孙叔叔捂着脸。“等我赶到的时候，所有尸骨都被好心人挖个大坑埋在一起了。”
“日本人，坏人，我，我，我要和他们拼了。”我蹭地站了起来，要跑出家门，却被我娘一把拉住。
“你要做什么你？你要是出事，你让娘怎么活啊！”娘又开始放声大哭起来。
是啊，十三岁的我能做什么呢？赤手空拳的我能做什么呢？我一下子瘫坐在地上，无声地抽泣起来。
“你爹没了，你还是好好学点什么，到时候养家糊口，也让你娘少操点心吧。”孙叔叔托人把我送到市立医院办的 “看护妇养成所”插班学习，我因为总看干娘操作，有半拉架子，不久就顺利毕业，到医院去当见习护士了。也正是在那一年的冬天，我见到了赵一曼。
“你滴，不许和她说话，送完药就走，听到滴没有？”日本特务举着枪对我比比划划，威胁地说道。
“哦，我知道了。”我低声答道。幸好有必备的口罩遮住我因愤恨而扭曲的脸。
“她是大政治犯，是土匪，你要和她说话，也会被杀头滴！”特务继续恐吓我。
“她总是昏迷，我怎么和她说话嘛。”我还是忍不住回了嘴。
特务冷哼一声不再说话，悻悻地走了。我走过去给仍在昏迷的赵一曼换药，心里暗暗诅咒着该死的日本人。
赵一曼被送来有两个月了，送来的时候身上都是伤，有鞭子抽的，有烙铁烧的，有针扎的，特别是她的腿，就要废掉了，据说是受了叫老虎凳的酷刑。
“就是一条长凳，让人坐在上面，两腿平放在凳子上，把膝盖紧紧绑住，然后在脚跟下垫砖头。是以前衙门里常用的。你别小看这砖头，据说三块就让人生不如死。” 董宪勋(xūn)后来偷偷地告诉我。日本人留下三个伪满警察轮流看着赵一曼，他是其中之一。
“还不如直接把人杀了，今天送来治，明天又拉回去继续受刑。这不折磨人，让她活受罪吗？”我气愤地嘟囔着。
“你小声点，别让日本人听到。”董宪勋捅了捅我，他看着昏迷中的赵一曼，低声道：“一个娘们儿就敢和日本人斗，真是好样的。”
“你不知道吗？报纸上都登了，她是抗联的政委，叫赵一曼，红枪白马女英雄。”我告诉董宪勋赵一曼的真实身份。他是山东人，家里太穷来哈投亲，被安排当个警察。
“不，我不是什么女英雄，我只是做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不知什么时候，赵一曼已悠悠醒来，听到我们的谈话。她苍白的脸上浮起丝丝羞涩，转而又凝重起来：“日本人侵我东北，烧杀抢掠，坏事做尽，每个中国人都要尽自己的能力去进行反抗。”
“Какой ты потрясающий（你真厉害）”我小声的用俄语低低的表现出我的钦佩。没想到赵一曼眼睛一亮，用俄语回答：“Вы так добры（您太客气了）”
从此只要一有机会，我和赵一曼就用俄语交谈，我们谈着彼此学生时代的兴趣和理想，讲着各自家庭和经历，讲她去苏联留学的经过，也讲她如何在深山老林与日本人周旋和斗争。在董宪勋值夜班时，我们就可以正常唠磕，董宪勋就站在门外静静地听着，一边听一边默默抽烟。
赵一曼讲的最多的就是日本人的罪恶：老人的尸体被刺刀割成零零碎碎，东一块西一块的洒着、孕妇的肚皮被挑开，里面的婴儿已然成形、青壮年被关押在一起，去挖煤、开矿，一天只给一碗稀饭，大冬天还穿着露着肉的单衣……她一边讲一边流泪，我们也跟着流泪。
“反满抗日，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会甘心做亡国奴！”赵一曼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我们。
“义勇，我下个月就调岗了，我想这之前帮赵大姐逃出去，你来帮我？”六月份的时候，董宪勋终于下定了决心。
“好，我去弄钱。”我回到家里，软磨硬泡，从母亲那里将父亲生前为我准备的嫁妆----一个金戒指和一匹呢料----去当铺当了些钱交到董宪勋的手里。
那是一个雨夜，漆黑的天空乌云密布，铺天盖地的大雨成了我们的绝佳掩护，我和董宪勋一起搀扶着赵一曼从医院板障子缝隙中钻出去，先是上了一辆白俄人开的出租车，然后到达文庙附近，那里早已等待多时的轿夫送我们到了乡下，天亮之后，我们又换乘马车，直奔宾县的抗日游击区。
快一点，再快一点。我迫切地希望马车能飞起来，瞬间就让我们脱离樊笼，到达游击区，然而就在离目的地还有20里的时候，万恶地鬼子追了上来。
特务用鞭子打我，用电烫斗烙烧我的脚，用火柴来烧我的眼睛，逼问我和抗联之间的关系。我什么也没有说，是的，我和抗联没关系，我只是想帮赵一曼逃走。
“说，你是不是共党。”敌人的皮鞭再一次抽了过来，我痛地轻哼一声，然后大声道：“不，我只是一个流着中华民族热血的中国人！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夜深人静的监狱之中，我一遍又一遍哼唱这首歌，太可惜了，我没有把赵一曼救出去，也没有如愿当成抗联战士，但我坚信，只要中国人团结一心，一定会把日本人从东北驱逐出去。
我没想过能活下来，但在社会各界好心人的援助之下，我竟然活着从监狱中出来了。只是我丝毫没有半点开心，董宪勋在监狱中被折磨死了，赵一曼被敌人杀害了，而就在我出狱的前一天，日本人在卢沟桥开始对全中国的侵略。
我整个人都被抽空一般，每日昏昏沉沉，当然，击垮我的不仅仅是精神，还有在监狱中一年多折磨留下的病根儿。我随母亲回到乡下生活，在病榻之中，我每天只默默祈祷一件事，就是早日能把日本人赶出中国。
当我在广播中听到日本投降的时候，我的眼泪扑簌簌地流了下来。在满城的鞭炮声中，我买了纸钱和香烛，默默地祭奠着赵一曼和董宪勋。
“赵大姐、董大哥，鬼子被赶走了，你们可以安息了！”
抗联同志找到了我，热情邀请我为苏联老大哥作翻译，我每天工作的特别开心，呼吸着自由的空气，感觉得新生的到来，一切都是那么幸福，简直完全忘记自己的病情。
“义勇，你太累了，休息吧。”同志们爱怜地看着我。
“不，我没事，我明天就上班。”我急急道，然而一阵剧烈的腹痛袭来，我昏倒在地。
“是肺结核转到肠结核，韩同志的病实在太重了。我们尽力了。”
“要救她，她太不容易了，还不到三十岁呢！她十五时就参与营救赵一曼，就在咱们医院。”
“她是女英雄啊！”
迷迷糊糊之中，我听见人们的只言片语。
不，我不是女英雄，我只是一个流着中华民族热血的中国人。我喃喃地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