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尔打电话到酒店，是艾丽接的电话。他问明天上午你们有空吗？我的朋友知道有两 个 中 国 人来到了巴黎，她很想和你们聊聊，她还想邀请你们到家里吃午饭。艾丽说当然可以。
这是在法国，入乡随俗。如果是在国内，人们会对这种邀请感到奇怪，我们称之为“冒昧”或者“唐突”，并预感到紧张和尴尬。因为我们习惯于在自然而然的、易于接受的场景与人取得联系继而建立关系；一开始使用的是彬彬有礼的态度和语言，相互试探，相互取悦。但这里不是这样，每个人都可以用很直接的方式交朋友。艾丽很容易就转换了观念，所以她爽快地答应了。
我不喜欢“神秘”这个字眼，这也会惹毛我的读者。如果是悬疑类的故事，无论作者还是读者都需要神秘人物和神秘事件的刺激，可我记录的这些东西跟悬疑八竿子打不着，而且我还打算把整篇故事变成一锅咣咣作响的清汤，所以在艾丽她们出发之前，我就要把那位朋友简单介绍一番。
阿芒蒂娜——这是她的名字，听起来很青春，让人想到靓丽活泼的姑娘，但她是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和皮埃尔同是某个艺术沙龙的成员，也是朋友。她当然很容易从皮埃尔那里得知两 个 中 国 人到法国来旅行的事，于是她说“让我见见她们吧”。她既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艺术爱好者。她出过一本叫作《布洛涅港口的灯塔》（这是艾丽的翻译）的诗集，她爱好雕刻，还喜欢临摹夏尔丹的静物画。
艾丽给第一次载她们从机场到酒店的出租车司机打电话，约好第二天去郊外。现在没人记得这个司机的名字了，我们就叫他丹尼尔吧，因为法国电影《的士速递》里的出租车司机角色就叫丹尼尔。
皮埃尔给的地址是16区附近。汽车穿过市区，经过空旷的居民区，驶入树木茂盛、草地平整的郊区公路。有时幽深的树林中突然冒出一栋房子来，屋前的碎石直铺到大路边上，有时经过很长一段爬满常春藤的铁栅栏，一些停着的汽车在另一边若隐若现。能遇上在路上骑自行车的人，也看得到有人背着登山包在不远处的山坡上徒步。总之这里虽然偏僻，但不萧条。上午的阳光很温和，窗外吹进来的清风饱含着植物和泥土的芳香，让人感觉心旷神怡。
汽车开进一个小镇样的居民区，丹尼尔根据门牌号找到了一栋宅子，“我想就是这里。”他说，然后在一棵大梧桐树旁拐进去。两只棕黄色的大狗从路旁的草丛里奔了出来，没有吠叫，尾巴摇得连屁股都跟不上，它们围着车子转圈、跳跃。
眼前的房子是我们所说的平房，只有一层的那种，淡蓝色的墙面，红色的屋顶。房子是侧着建的，面对他们的是横在路尽头、底下架空了30公分的木制门廊。右边的房子、对面的门廊和左边的灌木丛组成了一个院子，院子里到处都是花花绿绿的盆栽，很随意，但正是随意才显得如同大自然一般优雅美丽。
一位满头金发、面容慈祥的夫人坐在门廊里的一把藤椅上晒太阳。她撑着扶手站起身来，把两只狗唤到身边。这就是阿芒蒂娜。
“你好，”阿芒蒂娜问候走在前面的丹尼尔。
“你好，阿芒蒂娜？见到你很高兴，我给你带来了三位朋友。”
阿芒蒂娜笑眯眯地走下门廊，艾丽、陈姐和卢西娅也迎了上去。
“噢，欢迎你们！”老人一边说着一边逐一拥抱客人。艾丽和陈姐还不习惯这种礼节，即使在法国，年轻人也没有保留主动拥抱陌生人的传统，但面对这位夫人温和坦诚的笑容，以及接触到她温暖柔软的身体，她们略微僵硬的四肢顿时松弛下来。
一番自我介绍和问候后，所有人都坐在了门廊里的长方桌旁。阿芒蒂娜的女儿端上了午饭。
“我去过你们的国家，”阿芒蒂娜用嘴唇沾了一下酒杯，看着陈姐和艾丽说。她的皮肤虽然已经松弛但仍然发射出细腻的光泽，眼角和嘴角深深的皱纹在她没有笑的时候也很自然地勾勒出一个微笑，看得出她年轻时是一位美丽而温柔的女子。
“哦？是最近吗？现在有很多外国人到中国旅游。”艾丽说。
“那是1945年的事，”阿芒蒂娜微笑着，皱纹更加清晰可见，这使她更显得亲切和美丽。她用手捂住胸口，褐色的眼睛闪闪发光，好像已经被回忆中的情感触动了。
所有人都感到诧异，1945年，那是一个多么遥远的年代啊，那一年还在打世界大战吧。老人示意大家继续吃，随便喝，她用餐巾擦了一下嘴，舒服地靠在椅背上，讲述了下面这个故事，我把它简单地叙述一遍。
阿芒蒂娜的母亲在小阿芒蒂娜3岁时就因为伤寒去世了，所以1942年夏天，作为法国骑兵军官的父亲被派往印度支 那联邦（根据历史的记载，这个政治名词指的是19世纪末包括现在的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在内的法属殖民地，跟以前和现在的印度都没有关系）时，阿芒蒂娜也跟着去了，那一年她12岁。
父亲的驻地在越南东部，一个面朝大海并能俯瞰城市的山岗上。他是某个将军的副官，每天的工作就是开着车巡查公路和带着文件来往于山上的营地与山下的办事处之间，阿芒蒂娜有时跟着父亲一起工作，有时呆在城里的学校，但更多的是呆在学校。她并不太喜欢这个被她称为“原始森林”的亚热带国家，一方面是因为炎热的气候和多变的天气，一方面是因为有太多的蚊虫。
那里有三种人，一种是白人，一种是黑人，一种是黄皮肤的人。前面两种很好分辨，对阿芒蒂娜来说他们都是朋友，白人是军官和士兵，黑人是海员。但黄皮肤的人就不好说了，其中有东南亚人也有日本人，父亲告诉她，你看到穿军装的，黄皮肤的人是日本人，要格外小心。阿芒蒂娜当时并不太明白父亲的这个警告的意义，只是感到黄皮肤的人都不太友好，他们总是用严肃的目光和没有一丝笑意的脸看她。
“这是一个错误，是法国人的错误。没有人会欢迎陌生人一手拿着手枪一手拿着面包来自己的村子里发号施令，哪怕这个村子很穷。但我对政治不感兴趣，我也没办法改变历史，”阿芒蒂娜说。
阿芒蒂娜在那里度过了并不太愉快的两年多，虽然她在学校也结识了新的朋友，但她更想念里尔（她的老家是里尔）的幼时玩伴。
1945年3月的一天，连着天际的乌云从海的那边滚滚而来，阿芒蒂娜正坐在教室里听课，天气有点反常，热得让人心慌，看到那遮天蔽日的黑色潮水汹涌翻腾，更加觉得呼吸困难。除了老师的讲课，本来只听得到头顶吊扇的嗡嗡作响、窗外聒噪的虫鸣和天边沉闷的雷声，但突然外面却有了一些从未有过的人声喧闹，法语、东南亚语和日本话交织在一起，好像是在争吵，但又不仅仅是几个人之间的争吵。
“你们不能进来！”
“马上通知上尉！”
“去北边！那里需要人把守。”
“根据条约，你们是不能进来的，难道你们想挑起战争吗？”
这是阿芒蒂娜在越来越沸腾越来越杂乱的人声中听得清的几句法语。而另外两种语言的声音更加尖锐和暴躁。
喧闹来自于学校和法国人居住区的围墙之外，从教室里看不到。老师停止了讲课，和学生们一起屏气凝神听着外面的动静。
突然一阵轰隆隆的引擎声闯入了校园，应该有很多汽车。接着是开关车门的金属碰撞声，然后楼梯被皮靴踏得噔噔作响。教室的门被轻轻推开了，一个全副武装的军人站在门口，老师赶紧奔过去，这是阿芒蒂娜的父亲。
父亲与老师耳语了几句，老师立即回头招手叫学生们跟他走。到了楼下，看到院子里停着2辆小型指挥车和1辆卡车。父亲把阿芒蒂娜从学生的队伍里拉出来，让她坐上了自己的指挥车，其他的孩子被士兵们一个个抱上卡车。她注意到车的后排堆着两个大帆布袋子，一个袋子的扎口处露出了她的衣服的花边。她知道事情有点严重了。
1945年春天，日本人在印度支 那发动政 变，目的是为了赶走法国人，独吞东南亚大陆。阿芒蒂娜正在经历的正是这次事件。
出大门的时候他们被几十个端着枪的亚洲军人阻挡住，对方显得很生气，也很高傲，但最终还是让他们的车队通过了。接下来是一路疾驰，但并不是往父亲驻地的方向。
“发生什么事了？”阿芒蒂娜问父亲。
“我们可以回家了。”父亲很轻松地回答。
“回哪个家？”
“当然是法国的家。”
“还回来吗？”
“不会再回来了。”
原来，这突如其来的旅程，就是要彻底离开，或者说抛弃这个她生活了两年多的地方，连回头望一眼的机会都没有。阿芒蒂娜感到一阵阵的忧伤和不舍，虽然她并不喜欢这个地方。
这时候大约是中午，天空却黑得连鸟都看不见，大雨像瓢泼一样倾泻下来，车队打开了大灯。他们原计划在最近的港口上船，到了港口却没看到一艘军舰，还隐约听到南边有激烈的枪炮声。经过一番无线电通讯，整个车队开始沿着海岸往北奔去。
突然连续的机枪声大作，打在车身上砰砰作响。队伍里发出嘈杂的吵闹、拉枪栓的声音和凌乱的脚踏车板的声音。父亲把车停了下来，一边俯身下去护住女儿的身体，一边掏枪和开保险。车上的人从没有被袭击的一侧下车，滚下了路边的泥坝。阿芒蒂娜什么也看不清，只觉得头顶上的泥巴被子弹打得四处飞溅，她紧紧地闭上眼睛——如果不这样的话，可能在子弹打中她之前就被那些泥巴打瞎眼睛。
父亲在她耳边大声喊道：“你沿着这条沟往那个方向走，要低着头，甚至可以爬着走。要快！不要担心，我会追上你的。”然后他就握着手枪跳上泥坝消失了。阿芒蒂娜站直身子朝外面望去，对面约50米处黑暗的灌木丛中闪耀着一条条火舌，把这边胡乱跑动着的腿照得若隐若现。她连喊了几声爸爸，却发现自己的声音没办法与枪声抗衡。这种激烈的枪战场面她还是第一次看到，她看到有人倒地不起，听到了痛苦的哀嚎。她忍不住哭了，说不定这就意味着与父亲的生离死别。
阿芒蒂娜虽然只是个小女孩，在关键时刻却能像成年人一样冷静。她抬起手臂狠狠地抹了一把眼睛，抹掉混在一起的雨水、泥巴和眼泪，俯下身子往父亲指给她的方向跑去。这并不代表她不关心父亲，她只是理智地认识到自己留下来也帮不了父亲，不如按照父亲的计划行事。
长话短说，虽然她又累又饿又害怕，但两条几乎机械的腿带着她一口气跑出去了十几里路。这时候雨停了，云也散了，太阳从西边露出来了，枪炮声已经稀稀落落几乎听不见了。阿芒蒂娜观察四周，一片寂静，于是放慢了脚步，最后一屁股坐在泥地里。
刚刚发生的事情又涌上心头：匆匆忙忙地离开驻地、与父亲的分别，一切都发生得那么突然，毫无准备，阿芒蒂娜再次呜咽起来。
沉浸在伤心、低落的情绪中，她没有注意到有一个人躲在树丛中也许注意她很久了。她听到几声鸟的啁啾，一开始她没当回事，但她猛然觉得这声音并不自然，不像真正的鸟儿那样清脆婉转。于是她停止了抽噎，四处张望。声音大概是从一个茂密的树丛里发出的，她的目光在那里发现了一张人脸。
她呆呆地望着那张脸，手脚僵硬没有任何动作，她也知道回避和逃跑都没有用，那人已经盯上她了。她想，如果是危险，事情就不会进行得这么隐秘，她很明显的白人外型肯定是刚刚过去的袭击的对象，法国人在这里已经被孤立了，敌人不会这样偷偷摸摸地学鸟叫来跟她打信号，而会端着枪气势汹汹地冲过来。
遮掩着那张脸的树丛摇晃起来，一个人从里面走了出来。是一个亚洲面孔。
阿芒蒂娜突然像触电一样跳了起来，拔腿就跑。因为她想起父亲说过的：本地人和日本人都不值得信任。
“嘿，别跑，等一等，嘿，等一等。”后面有人压着嗓子用法语向她呼喊。
在异国他乡处于危险中时，听到自己熟悉的语言就会马上心头一亮，就像一束温暖的阳光照进了黑暗。说法语就意味着多半是朋友和帮手。阿芒蒂娜停止了奔跑，往前扑倒在一人高的草丛里。那人弯着腰，一边向她伸出手掌示意别动，一边快步跑到她身边，也扑倒在草丛里。
浓密的草挡住了两人的脸，隔开了他们的视线。
“你是法国人？”那边问话。
“你是谁？”阿芒蒂娜十分警惕，不由自主地反问道。
“你为什么在这里？我听说南边已经被他们控制了，你是从那里逃出来的吗？”
“是的，是那个方向。我爸爸，”阿芒蒂娜哽咽了，“我和爸爸在那边分开了，我们在路上遇到袭击，还有很多人在那里，他们拿着枪跟树丛里的人打起来了。不过他会很快赶过来，他答应要找到我的。”
“嗯。我明白了。让我想一想。”
“你说的他们，他们是谁？”阿芒蒂娜问道。
“日本人，当然也有本地人。”那人回答。
“你是本地人吗？”
“不是。”
“日本人？”
“不是。我是中国人。”那人说完，拨开挡在两人之间的草丛，伸出一只手，“你好，”他说。
阿芒蒂娜握住了这只手。她透过这只手拨开的缝隙看到了他的脸，一张很年轻的面孔，脸上和头发上沾着青草和泥巴，就像一个要搞恶作剧的人，她想到自己肯定也是这个样子，不由得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阿芒蒂娜不知道中国人是什么人，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在这里干什么，但她本能地感觉到这个人不是她刚经历的那种要命的危险。
“现在要怎么办？”阿芒蒂娜问。
“很好，很好，像个勇敢的战士，非常冷静的头脑。你年纪不大吧？十几岁？很好，这不是问题。别着急，我在想办法。这不是马上就能解决的事，两三天之内，整个地区都会被他们控制，你们的总督已经被关起来了。”
阿芒蒂娜听不懂他的意思，沉默着没有说话。
大概一分钟的工夫，那人轻轻地爬了起来，半蹲着，动作非常谨慎，警惕地倾听和观望四周，好像窥视猎物的豹子，又像警戒捕食者的羚羊。然后他俯下身来说：“现在，我们要静悄悄地行动，既然你已经跑了这么远，一定知道这里面的窍门了，你在后面跟着我。听懂了吗？走！”
“可是，我爸爸会顺着路找到这里的，如果我走了，他会找不到我。”阿芒蒂娜忧郁地说。
“我会有办法的，”那人温和地说，“如果你不走，在这条显眼的路上，找到你的不一定是你的爸爸，却可能是你的敌人。”
啊！这么说，他一定不是我的敌人了。阿芒蒂娜想。
他们猫着腰，一直小跑到对面长满高大和浓密乔木的斜坡森林。那里竟然藏着这个年轻中国人的一个小型基地：一个用树枝隐蔽的小山洞，里面有不多的几样武器和够两个人吃三天的食物。山坡面对远处的大海和海边的小路，那个年轻人告诉她可以从这里看到外面的任何情况，包括她爸爸可能从下面的小路经过。
整个下午，阿芒蒂娜一直盯着海边，但没有看到任何人经过。晚上，他们趁着夜色的掩护匍匐在山下的草丛里，希望发现一个或一群法国人的身影，但一无所获。
天亮了，肖，对，他说了他的名字叫肖，要往北边去了，“我要给司令部带情报，这是不能拖延的，你跟我走吧，这里已经不是你们的地方了。”肖说。
“你能带我到哪里去？”阿芒蒂娜问。
“对你来说，这里到处都是危险，你太显眼了。我会送你到中国边境，那里至少比这里安全一些，而且，也只有这个办法，你才能见到你的爸爸。你在这里帮不了他，你在中国想办法回到法国，才是最好的选择。”
没有人会在战争中抱任何幻想。阿芒蒂娜决定按照肖的计划，跟他一起走。
肖是一个神秘的人，你根本猜不出他到底是干什么的。是军人，还是法国人所说的特工，或是中国人所说的侠客？阿芒蒂娜到现在也没弄没明白。他带着她翻山越岭，能准确地判断方向，好像走在每天回家的路上一样，能从当地人那里搞到食物，能小心谨慎地避开日本人，知道哪里的水能喝，哪里的水不能喝，他还能在村庄里找到睡觉的地方，而且不让当地人对他的这个白人小同伴产生敌意。他随身带着一把手枪，但根本没用过，他倒是用别在皮带上的那把匕首干掉了茂密雨林里挡在路上的几条毒蛇。他在溪水边洗了一把脸，洗掉了脸上和头发上的泥巴，啊，这是一个挺英俊的人呢！
他们走了5天，或者7天，也许更长吧，阿芒蒂娜记不清楚了，她只记得自己的脚已经磨破了，血浸透了白色袜子。最后他们站在高山上，肖拨开挡在面前的枝叶，指着对面的山说：“那里就是中国的云南，安全的地方。”
肖把阿芒蒂娜带进了山间峡谷里的一个小兵营，里面的人跟阿芒蒂娜在印度支 那见到的亚洲面孔一样，她不由得一阵心慌，但她又注意到军装的形式完全不同，帽子上的徽章也不一样，这才放松下来，就像害怕蛇的人见到带鱼就不那么害怕一样，虽然带鱼长得也不太友善。这些人没有笑脸，只是痴痴地看着她，应该是有点好奇，阿芒蒂娜并不讨厌这样，因为蛇和带鱼虽然都没有表情，但给人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阿芒蒂娜被安置下来。等她在一个破旧帐篷里换了袜子，吃了一碗盖着几根青菜和两片肉的米饭，再出来找肖时，他已经不见了。一个士兵可能弄懂了她的意思，用一只指甲缝里嵌满了黑色泥土的手往峡谷的一头指戳着，还咧着嘴傻傻地笑，那意思应该是说：“他往那个方向走了。”
故事就说到这里为止。后来的事虽然更加漫长但不是重点。后来，15岁的小阿芒蒂娜被中国人安排从北方的某个地方进入印度，再从印度坐船到英国，在海上，他们的船险些被潜艇击沉。1945年6月，她安全回到法国，由姨妈继续抚养。她再没有见过她的爸爸，也再没有见过肖。
“所以，我听皮埃尔说他有两位中国客人，就请你们来坐坐，让我也招待一下你们，食物合胃口吗？”阿芒蒂娜收起刚才时而激动时而忧伤的复杂表情，最后平静地，微笑着说。
“谢谢！非常感谢您的款待，”艾丽回答，接着对桌上的食物也表达了一番赞美。最后又问道：“您后来再次去过中国吗？”
“不，”阿芒蒂娜回答，“我都不敢确定我那时是不是到过中国，但这没什么要紧的，后来我也没有去过那里，这就是我想见你们的原因，我是计划着要去一趟的，如果有那么一天，也许你们可以带着我这个老人四处走一走吧？”
“噢，非常乐意！”
我为什么要把艾丽去见阿芒蒂娜的事情以及阿芒蒂娜的故事写下来，这看起来不过是一个游客很普通的游记和一个外国老妇人很私人化的人生经历。然而事情却并非如此。后来，艾丽与阿芒蒂娜还有生活的交集，这让我不得不感慨生活的光怪陆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