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家里有个主任和戴墨镜的小偷
第二天一大早，我离开病房，来到楼下的池塘边。池塘位于住院部和行政楼之间，长方形，球场般大小，两条栈道在水上相交，形成一个巨大的十字架。栈道相交的地方建了一座亭子，亭子里有几把长长的木椅。
我走进亭子，在木椅上坐下。周围静悄悄的，只有几个病人在池塘一头晨练。我看看手机，六点四十。我又看看那几个人，他们身着白色病服在朦胧的晨雾中弯腰，屈体，压腿，无声无息，就像幽灵在表演哑剧。我又看了看手机，七点零三分。当我抬起头来，晨练的病人中有两个已经不见了，另外几个继续弯腰，屈体，压腿。他们站成两排，节奏一致，动作一样，看不清是面部还是背部朝我。
七点三十分，我拨通了妻子的电话。她的时间观念很强，七点十分的闹钟，五分钟穿衣服，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化妆，十分钟上厕所。如果我在她上厕所之前打电话，不管在哪一个环节，都会打乱她的节奏。打乱节奏倒不一定影响工作，但会影响她一天的心情。所以我得趁她上厕所的时候给她打电话。
“起床了？”我说。
“你说呢？”她说。
“家里还好吧？”
“这样都叫好？”
“让你受累了？”
“习惯了。”
“凡凡还好吧？”
“没爹怎么好？”
妻子说话喜欢用反问句，极富表现力，但语气生硬、冷漠，像冰渣一样刺人。沉默了一会，我说：
“慢慢会习惯的。”
“什么意思？”
“结果出来了，肌萎缩侧索硬化症。”
她用那样的语气给我说话，反倒帮了我的忙，我自然也可以用冷淡的语气回敬她，而冷淡的语气是最适合用来报告坏消息的。用温柔亲切的语气报告坏消息，听的人就像从暖和的房间来到寒冷的户外，反差大，刺激也大。反过来，就像从寒冷的房间来到更寒冷的户外，反差小一点，刺激也小一点。
一阵沉默之后，我听到她在电话那头呜呜地哭泣起来。她为我的不幸哭泣，也为自己的不幸哭泣。我不知道该怎样安慰她，我说：
“你该去上班了。”
她没说话，继续哭。我听到冲水的声音，接着啪嗒一声，这是防盗门上锁的声音。她出门了，不一会儿我就听到汽车的鸣笛声和街上的叫卖声。她停止了哭泣，呼吸渐渐变得粗重起来，可见她走得快。她突然口气坚决地说：
“我去单位请假，马上赶过去。”
“你走了，凡凡怎么办？”
“让她先住姥姥家。”
“你先别急，医生说我的病很轻微，住院主要是留下来观察观察，最多就是输点液打点针，我完全能对付。”
“我知道你独立能干，行了吧？”
“那你就不用来了嘛。”
“胡坚，”她说，“你是不是现在就想把我给甩了？”
“你不是工作忙吗，我也是为你着想。”
“你的话我明白，责怪我平时对你和凡凡关心少了。好吧，我检讨！”
“不敢当，余主任。”
我居然叫她余主任，她一时没反应过来，我自己也颇感意外。我早就想叫她主任了，但一直没敢叫。我想叫她主任，因为她确实是主任，在单位是主任，在家也像主任。我不敢叫她主任，也是因为她在家也像主任，表情严肃，不苟言笑，一是一二是二，从来不开玩笑。如果她听出我语带讥讽，玩笑就开大了。
自从当了主任后，她的性格变化很大。以前爱冲动，现在遇事沉着冷静；以前爱笑，现在经常保持一种开会的神情；以前在床上激 情似火，现在做爱就像例行公事。非得间隔三五天，才允许你碰她一次，面无表情，不哼也不叫，给人一种奸尸的感觉。偶尔你不行，她也绝不动手帮帮忙，而是来一句：给你十分钟，不行就拉倒。十分钟以后你要是还打不着火，她真的就倒头呼呼大睡啦。她在单位雷厉风行，在家里也是说一不二。她喜欢说给你几分钟，对五岁的女儿也如此。洗脸两分钟，刷牙三分钟，收拾积木五分钟，出门穿鞋一分钟，规定的时间完不成，就是一顿骂，骂完用一句“下不为例”收场。
女儿常常遭遇这种突如其来的暴风骤雨。玩水要被骂，弄脏衣服要被骂，饭粒掉到地上要被骂，坐椅子太靠前要被骂，太靠后也要被骂，不出去玩要被骂，玩的时间长了也要被骂。她常常还没搞清楚为什么挨骂，就被骂得晕头转向手足无措了，睁大惊恐的眼睛看看她妈妈，又看看我，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有时我实在看不下去，说孩子这么小不要太苛刻，她马上把怒火撒到我身上，说我不但不帮忙教育还跟她唱反调。
要是我说话的声音大一点，她就说我对她凶，大吵大闹，不依不饶。为了家庭的和睦安宁，在她面前我只能压低嗓门，不说低声下气至少也是温声细语地说话。
今天我还要继续唱反调，我故意提高嗓门说：
“余主任，你在听吗？”
出乎意外，她没有生气，而是有些悲哀地说：
“你非得这样说话吗？”
“这样说话不对吗？”
“你原来不这样说话。”
“对，我原来是不这样说话。你希望我继续像原来那样对你说话吗？当然不是一开始的时候，而是你当上主任后。”
“那样说话有什么不好？大家不都是那样说的吗？”
“不，你说错了，只有你们单位的人才这么说话。”我马上发现自己说错了，我们单位的人，很多单位的人都这么说话。那些没有单位的人也这么说话。没这么说话的人确实少得可怜。她说得对，对多数人来说，这样说话是正常的，大家也都觉得这样说话是正常的。
她果然回敬了一句：“你们单位的人不也这样说话吗？”
“只要是这样说话都不正常，”我说，“不管什么单位的人。”
“像你现在这样含讥带讽就正常了？”
“总比唯唯诺诺低声下气正常。”
“我不懂你的逻辑，”她说，“恭敬一点忍让一点至少能让人和人之间和睦相处，团结协作，如果大家都含讥带讽针锋相对，天下岂不大乱？”
我本想说乱不了，但我知道和她争下去就算天下不乱，至少我们家先乱了。我说：
“不跟你争了，没意思？”
“争不赢当然不争了，何必说没意思呢？我问你，你的‘没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我不值得跟你争论还是你不耐烦和我争论？”
我突然感到真他妈没意思。我有一种陷入泥沼无力自拔的感觉，快要被窒息了。我一咬牙，猛地一下挂掉了电话。说实话，这样挂电话的感觉挺爽，仿佛从污泥中猛然探出头去，深呼吸。
我站起来，真的做了几次深呼吸。天已大亮，但雾还没有散，水里还是一片幽暗，只能看见鱼群黑魆魆的脊背。晨练的病人越来越多，但我仍然看不清他们的脸。我突然感觉他们也是一群鱼，一群只有复数的鱼。鱼的脸都一样，眼睛鼓鼓的，没有一丝表情。我至今还从未记住过一条鱼的脸。当然，从他们那边看我，我也是一条面目模糊的鱼，所不同者，我在水上，鱼在水中而已。
我正在想我和鱼还是应该有点区别的时候，电话响了。是妻子打来的，我就知道她会打来，我还知道她的第一句话会怎么说。她一定会说“胡坚，你什么意思”。不信我们试试。我接通电话，打开免提，将手机放在椅子上。
“胡坚，你什么意思？”看，我猜到了吧。她的声音尖利刺耳，但比平时那种威严庄重的声音自然得多，前者是从一个生气的女人的喉咙发出来的，后者却仿佛来自一根坚硬的金属水管。
“什么什么意思？”我明知故问。
“你为什么挂电话？难道我连和你说几句话都不配？”
他妈的又来了。空气要液化了，我的鼻子嘴巴要被堵塞了。我一字一句地对她说：
“我需要呼吸！”
她仿佛被电击了一下，我能感觉到她拿电话的手抖了抖。她不说话，我也不说话，但我仿佛听到引线哧哧燃烧的声音，我在等待着一次强烈的爆炸。
一个丰满的护士从住院部的后门出来，踏上栈道，正向亭子走来。我拿起手机，关掉免提，贴近耳朵。我几乎是怀着悠闲的心情等待着这一声爆炸，反正我不怕被炸飞。护士丰满得像一片柔软的草地，她在栈道上每走一步，栈道就会微微晃动一下，这一晃动就像电波一样传到我的脚下。晃动越来越明显，仿佛高潮就要到来了。我故意不看她，我根据晃动的变化来判断她离亭子的距离。我的耳朵却时刻留意着电话那头，计算着引线的长度。我希望爆炸就在护士踏进亭子的一刹那发生，如果我同时承受两种冲击波的袭击，没准就能安然无恙。晃动越来越强烈，护士还没有走进亭子，我就看到了她的胸脯海洋般波涛起伏。当她踏进亭子的瞬间，我感觉自己就像在一条正在和大海交媾的船上。
这时我听到妻子的声音，她长长地叹口气，异常平静地说：
“这就是你不让我去看你的原因？”
“要是咱们能好好说话，你随时可以来。”
“你认为怎样才叫好好说话？”
“像两个平等的人一样说话，像男人和女人一样说话，像丈夫和妻子一样说话。”
“我们不是这样说话吗？”
“不是。”
“我们什么时候没有好好说话？”
“这个问题已经讨论过了，我不想再多费口舌。”
“是不想讨论这个问题，还是不想和我说话？”
“你再纠缠这个问题，我马上挂掉电话。”
她压住怒火骂了一句：“你这个无赖！”
我觉得她骂得有道理，这是我第一次受到这样的褒奖。无赖，哈哈，做无赖真舒坦。我真心诚意地说：
“谢谢老婆夸奖！”
“你还真以为自己是无赖了？”她的语气温和多了。
“无赖还有假装的？”
“你没有做无赖的资本，你想做也做不了。”
我搞不懂她是夸我还是贬我，但我感到有些失望，我估计自己是真的想做无赖。从小到大，没有人要我做一个无赖，我自己也从来没想过要做无赖。我只听到人家骂无赖，从没听过有人夸无赖，我一直都瞧不起无赖。早先家人要我做乖孩子，我就做乖孩子；老师要我做乖学生，我就做乖学生。后来我还做了好老公，好下属，好邻居，好顾客，好搭档。我听到过很多夸我的声音，但我从未为自己扮演的这些角色快乐过，也从未为这些赞美快乐过。就像今天这种快乐，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挂电话就挂电话。
妻子骂我无赖，我从未想过做一个无赖是如此快乐。但她说得对，我没有做无赖的资本。我胆子太小，顾虑太多，也许，还有点好面子。我连碰到自己讨厌的人都要面带微笑，对自己看不惯的事都不敢说不，我几乎只会点头，不会摇头。我连愤怒忧伤都不敢表现在脸上，我连痔疮发作时都是一副悠闲的派头，我连独自一个人都不好意思放屁。我对那些当着别人的面肆无忌惮地放屁的人，既讨厌又佩服。我想做一个无赖，并不是说我想当着别人的面放屁，但如果忍不住来了一个，不必为此羞得无地自容。
“你想做也做不了”，我突然发现这其实是一句可怕的诅咒，一个无情的判决，相当于“你永世不得翻身”。
我问妻子：“你为什么怕我做无赖？”
她说：“你是想逃避责任，逃避现实！”
我说：“你是怕我冒犯你，不听你摆布！”
她说：“我什么时候管过你，干涉过你的自由？”
她好像确实没有干涉过我的事。那是因为我从来没做过她反对的事，我做的一切都在她默许的范围之内。她不干涉我，就像家长不干涉不爬出榻榻米的孩子。我说：
“你给我的，就是在榻榻米上爬东爬西的自由，我甚至没有做一个无赖的自由。”
她说：“胡坚，我希望你搞清楚，你是一个大人，一个成年男子，你有父母、老婆和孩子，不要任性，不要说胡话，好不好？”
也许她是对的，我这样任性确实不应该。我上有老下有小，还有老婆。说实话，她除了不太随和，有时有些苛刻，对我还是不错的，对孩子和老人照顾得也还周到。我今天的任性连我自己都感到意外。但我不是故意的，我是在呼吸快要窒息的时候，本能地做出这样的选择的。问题是，以前我也有过被窒息的时刻，但我都咬咬牙忍住了，现在为什么变得随心所欲了呢？我想这肯定和我的病有关。
“你的身体出现这种状况，是我们一家的不幸。现在我们最需要互相理解，互相扶持。不只是你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你，我们要你好好的。”她温柔地说，说着又啜泣起来。
“先挂了，”她说，“我到单位了，马上去请假。”
“安排好家里，”我说，“先不要告诉老人，也不要让凡凡知道，就说出差。”
“我知道。”
我挂掉电话，在椅子上躺下来。我的头晕晕乎乎的，我想睡一觉，但睡不着。
一会儿，雾散了，太阳出来了。对于一个头天刚刚检查出绝症的人，看到太阳出来真是一件让人惊奇又悲哀的事。我仿佛第一次看日出，又像最后一次。对于我来说，从医生宣布结果的那一刻，末日就开始了，每天都可能是最后一天。
我走出亭子，走到太阳下，仰面朝天，张开两臂。深秋早晨的阳光冷冰冰的，就像我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遭遇的那些陌生人的目光。我张开双臂，揽住的却是满怀凉意。
天很蓝，估计中午会暖和点，我想找一片树林，躺下晒晒太阳。G城是一座山城，找一片树林应该不是问题，问题是我对G城不熟，不知哪里找去。四面环顾，目光所及之处全是密密麻麻高高低低的建筑，有三四十层的高楼大厦，也有三五层的一般楼房，一座挨一座地挤在一起。一排与一排之间倒是有点空隙，但早已被车水马龙所充斥，根本找不到一个可供自由呼吸的空旷之所。
我向那些晨练的病人走去，我问一个头发稀少的男人哪儿有树林，他说不知道。我又问一个穿戴讲究的中年妇女，她皱着眉头瞟了我一眼说，大城市里哪来的树林。一个慈眉善目但满脸浮肿的老头刚好打完太极拳，正立正休息，我走过去向他打听，他没听明白，问我说什么。我说附近有没有树林，他摇摇头说早些年有，现在没了。我问哪儿有，老头朝北面指了指，说三十公里外有座黔灵山，山上有树林，还有湖泊，已经开发为旅游景点了。他说可以坐公交车去，医院大门外就有站牌。
我走出医院大门，在站牌旁边的一家面馆要了一碗面，边吃边盘算时间。现在是九点，妻子要晚上十点才能赶到医院，我有十三个小时。十三个小时就耗在一座医院里，面对一群半死不活的病人和一帮面无表情的医生，对任何人都是一件要命的事。三十公里的路程，就算偶尔堵堵，两个小时绰绰有余，来回四小时，还剩九小时。走出面馆，我直接来到站牌下，但是找了半天，就是没找到开往黔灵山的公交车。
我想打听去黔灵山的公交车，但除了我一个等车的人都没有。一辆车停下来，门打开了，居然一个下车的都没有。门马上关上，车开走了。几分钟后，又来了一辆车，刹了一脚见没人上又走了。还是没人下车。
等第三辆车车门一打开，我就一个箭步跨了上去。车上人很多，很挤，没多久我就像一个楔子插在了两个大汉中间。
驶过几段拥挤的老路，转了几个弯之后，车子开上了一条又宽又直的马路。这条路由一条美丽的绿化带隔开，两边都是四车道，新铺的柏油路面散发出刺鼻的沥青味。车子开得飞快，大家心情舒畅，说说笑笑，有人被踩了脚都懒得计较。
站在我前面的是一个大快头，又高又胖，和多数胖子一样，他那肥嘟嘟的脸显得乐观、坦率，但两眼呆滞，给人反应迟钝的印象。他的前面是一个戴墨镜的青年男子，左眼下有一道疤，像一条僵死的蚯蚓。再前面是一个姑娘，横背着一个红色的皮包，皮包挡住了她窄窄的屁股。我身后的男人强壮得像一个拳击手，他呼出的热气让我的后脑勺变得像温带一样暖和。
大块头侧身站着，时不时瞟我一眼。
“请问前面有没有去黔灵山的公交站？”我问他。
他惊讶地看我一眼说：“这辆车就是去黔灵山的。”
我说：“医院大门外的站牌上怎么没有这路车？”
他说：“这路车是后来增加的。”
那我是歪打正着啰，我突然想对他说说我的好运气！真的，要是他不介意，我愿意握住他那双胖乎乎的大手，凝视着他那两只玻璃珠似的眼球诉说我的喜悦之情。只要他问那你怎么上这辆车来了，我就告诉他我的运气有多好。但他对我的事不感兴趣，淡漠地把脸转向窗外。我看看周围的人，看看那些刚才可能听到我们谈话的人，他们和大块头一样，没有一个关心我的好运气。
还有一件事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戴墨镜的青年正弯着腰，左手捏着姑娘皮包的一侧，右手像拆弹一样小心翼翼地拉开皮包拉链。姑娘的臀部突然往右边移动了一点，青年赶紧松开两手，但他的手并没有缩回来，而是张开五指，像烤火一样罩在姑娘的包包上，跟着它移动，仿佛包包下藏着一个火炉。等到姑娘的屁股静止后，他又继续重复刚才的动作。
一寸，两寸，拉链终于拉开了。青年用左手的姆指和食指撑开包包口，右手手指绷得直直的，小心而熟练地探进去。他沉着冷静，忍耐克制，像一匹潜伏在草丛里伺机而动的狼。他屏气凝神，我们也大气都不出地盯着他的手。包包有点深，他的整个手背都伸进去了才停住。他的手左右摸索了一回，然后慢慢往回抽，抽回一半的时候，他停下来，手往右边稍微移动了一点。他的手指出来了，接着露出一个黄橙橙的钱包的一头，他的手指像钳子一样紧紧地夹住它。收尾干净利落，手指突围后，他倏地一下就把钱包抽出来了，并快速地放进西装左侧贴胸的衣兜里。最后他站直身子，扶了扶墨镜，一只手抓住吊环，一只手插进裤兜，悠闲地看着窗外。
我看看旁边的人，有的在瞧窗外，有的在玩手机，有的在打瞌睡。大块头现在背对着我，像一堵肉墙。我回头看看身后的男子，他赶紧躲开我的目光，看着窗外。他刚才也看到了偷钱包的一幕，也许是看得太入迷，他那滚烫的肚皮贴着我的脊背，肥厚的下巴搁在我的头上，他都没发觉。我右边坐着一对母女，女儿七八岁，妈妈三十上下。她们也目睹了这一幕。小姑娘兴致勃勃地看着，激动得在坐椅上不停地扭动。她妈妈怕她说话，几次三番地在嘴巴前竖起一根手指做“嘘”的姿势警告她。现在她们头挨着头，在玩开心消消乐。
车突然放慢了速度，车里的人开始躁动起来。原来车已经离开快速通道，驶上了一条灰扑扑的普通马路。马路两边的房子非常破旧，但十分密集。大街上热闹非凡，车水马龙，我们的车慢得像蜗牛。
马路上尘土飞扬，店铺里的音乐震耳欲聋，大街上人头攒动，闹哄哄，乱麻麻，给人一种空气都粘糊糊的感觉。
路上的车龙前不见头，后不见尾，走几步停一下，走几步停一下，司机们唯一的消遣就是比赛按喇叭。
一声刺耳的尖叫打破了车内沉闷的气氛。被偷钱包的女子正把她敞开的皮包拿给周围的人看，她冲着后面的人问道：
“谁拿了我的钱包？”
没有人说话，但大家都对剧情的发展感到满意。钱包被偷走后，那个包包一直敞着，像一张正在呼喊的嘴巴。它无声的呼喊终于被它的主人听到了，她不经意地摸了一下包，吓了一跳。
她把身后的十多个人挨个儿打量了一回，最后又把目光集中到戴墨镜的青年身上。
她看着他的脸，他用墨镜和她对视。她的眼神清澈、怯懦，在一副镜片冰冷的注视下，她的目光开始从他的脸上溃退。但她不甘心，她上上下下打量他的衣兜。他的每个衣兜她都用眼睛摸了又摸，捏了又捏。但他的西装又宽又大，她什么都看不出来。
“你要不要搜身？”他问她，并抬起两臂让她搜。他的声音怪怪的，不像是从他的嘴里发出来的，像是从那张嘴后面的另一张嘴发出的，仿佛他的脸和他的墨镜一样，都是他的面具。
她被他镇住了，被他的镇定，和他的面具镇住了。这不奇怪，一副面具永远比一张真实的脸镇定。她犹豫地走向大块头，但容不得她犹豫，因为只有一步的距离。但大块头不值得怀疑，他的眼睛和他的脂肪一样明显，他的眼里和他的身上都藏不住东西。
我以为下一个是我，但不是。她从我身边挤了过去，站在壮汉的腋窝下，像一只寻求庇护的小鸟。她抬起头来，像仰望星空一样仰望他的脸。她哭腔哭调地央求他：
“大哥，求求你为我主持公道！”
壮汉低头瞧她一眼，那眼神，就像瞧自己衬衣上的一片污渍。他冷漠地说：
“关我屁事。”
她失望地看他一眼，他健壮得像一头发情的公牛，他的肌肉发达得仿佛会灼伤人。她想当然地认为他是那种喜欢打抱不平的人，根据就是他这一身宽大的骨胳和发达的肌肉。他的右手抓住吊环，她就站在他的腋窝下，差不多是依偎在他的怀里。他却冷冰冰地来这么一句，她的失望就像在一把伞下却浑身被淋湿的人。
她向左一转，面朝坐在椅子上的母女二人，用恳求的目光看着她们。妈妈在女儿耳边小声叮嘱：
“千万不能说！”
为了保险起见，她把搂住女儿的手伸倒她的嘴前，准备随时捂住它。还不等姑娘开口，她就朝她连连摆手，低声说：
“我们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不知道。”
小姑娘的左手搭在椅子扶手上，食指突然伸出来，指向青年的背影。她的妈妈慌忙把她的手掖回她的怀里，并生气地瞪她一眼。我看见小姑娘的手指掀起一道无形的闪电，闪电猛地舔了我一下。姑娘感激地看了她一眼，坚定地朝青年走去。
她在青年面前站定，胸一挺，脸一扬，手一伸，尖声喝道：
“拿来！”
青年后退了一步，差点被大块头绊倒。他站稳后扶扶眼镜，不慌不忙地问：
“拿什么？”
“钱包！”
“我没拿你的钱包。”
“有人看到了。”
“谁看到了？”他转过身，朝后面的人恶狠狠地问道。
小女孩的妈妈紧紧地搂住她，脸色发白，嘴唇哆嗦。小女孩的胸脯在剧烈地起伏，她单薄的身子好像就要在妈妈的怀里化掉似的。
没有人说话，连窗子边一个老头的鼾声都停止了。青年又把脸转向姑娘，得意地说：
“他们不说，那你说，谁说的？指不出证人你就是诬陷！诬陷，你懂吗？那可是要坐牢的。”
姑娘往我们这边一指，但没有明确地指向谁。
她的手指慢慢移动，犹豫不决，她的手不敢停下来。母女二人看见那根手指，就像看见一把对着自己的枪那样惊恐不已。
“说呀，谁告诉你的？”青年突然厉声问道，姑娘被吓得浑身一抖。
她猛然将脸扭开，眼睛痛苦地一闭，手指指向小女孩。青年沿着她指的方向看过来，扭曲的脸上蚯蚓似的刀疤在燃烧，镜片仿佛要被怒火灼穿了。就在怒火快要喷到小姑娘身上的时候，一个人一下闪到她前面，挡住了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