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42号病房
午睡醒来，房间里阴沉沉的，一片死寂。我头晕脑胀，迷迷糊糊，过了片刻才想起这是一间病房，我是来看病的。每次在这张病床上醒来我都得睁大眼睛静静地躺会儿，有时还得晃晃脑袋，等着自己第二次醒来。
这间病房，这几层楼，只收留肌萎缩侧索硬化症患者，即所谓的渐冻人，以及被医生怀疑患有这种病的人。我属于后者，我的检查结果还没出来。
42号病房共有四位病人，一个老头，一个中年男人，一个姑娘，还有我。他们都是名符其实的渐冻人。老头的病最严重，已经全身瘫痪，身上插满了管子，连呼吸都要靠机器维持。中年男人其它功能都正常，只是咀嚼肌使不了力，只能靠稀饭、牛奶等流质食物度日；说话也吐字不清，就像嘴里含着一个馒头。姑娘不像病人，只是发病的时候两手瘫软无力，连一瓣橘子也送不到嘴边。
我的问题也在手上，不过是偶尔提不动重物、握不紧手指而已，也许就是一点小毛病，反正我没把自己当病人。
渐冻症到了一定时候，病人都会丧失行动能力，完全变成一个活死人。
老头儿就是这样一个活死人，他总是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一动不动。他的老伴是一个干瘪的老太太，正静静地躺在他身边，看不出是睡着了还是死掉了。中年男人不睡午觉，到外面溜达去了。中年男人的妻子也没在病房。年轻姑娘背向我躺在她的床上，被子滑到了另一边，我看见她纤细的腰身和浑圆的臀部在微微荡漾。
在一片雪白的寂静中，我又开始观察我的手。
要是在别的地方，一个人这样死死地盯着自己的双手看，一定会被当成神经病。这里不一样，整间病房，整个科，绝大部分病人都翻来覆去地研究过自己的手。没研究过的，很快也会重复我们的动作。
我盯着我的手看，仿佛它是一张脸。平心而论，这是一双堪称漂亮的手，手掌宽大，手指挺拔，皮肤光洁，手背上隐约可见的青筋恰到好处——刚好呈现出男性的孔武而又不至于显得粗鄙。
但这是一双出了问题的手。
几个月前的一天，我想把一桶水提起来倒进洗衣机里去。我弯下腰，抓住手柄往上提，当水桶升到一定高度需要抬起前臂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胳膊肘弯不过来。我放下水桶，抬了抬手臂，正常的。我再次提起桶，又不行了。我换左手试了试，左手也弯不过来。
最后我不得不蹲下来，两手围拢，将冷冰冰的胶桶贴在胸口和肚皮上，才把水桶抱起来，将桶里的水倒进了洗衣机。等我的下巴被水桶粗糙的边沿硌得生疼的时候，我看到一张苍白的脸在水里晃动。有几滴水晃到我的脸上，更多的水打湿了我的衬衫。那种冰凉的感觉，仿佛被一条黑不溜秋的舌头舔了一下。
抱水桶的第二天，当我将五岁的女儿高高举过头顶的时候，我感觉自己举起的是一个太阳。过了几天，我出差回来，一进门，女儿就朝我飞过来，我张开双臂，像鸟窝一样接住她。但我这次没能将她举起来，我的臂弯处像被火烤过的蜡烛一样，使不上力。我试了两下，还是举不起来。女儿有些惊讶地看着我。
“哇，几天不见，幺儿就长大了，爸爸举不起来了！”我一边说，一边挠她。她的笑声有些勉强，她能感觉到我的手指无精打采。
上星期一下午，在单位食堂，就在我将一块土豆送往嘴巴的时候，土豆突然掉了，接着筷子也掉了。吃饭的人都停下来看着我，我抱歉地笑笑说：
“对不起，没拿稳。”
我知道我的手肯定出问题了。有人马上给我换了一双筷子，我说我吃饱了，不吃了。其实我没吃饱，但我不敢再拿筷子。我悄悄地在餐桌下屈伸我的五指，握紧，松开，松开又握紧。右手的五指仿佛被抽掉了骨头，软绵绵的。回到家，我飞快地冲进厨房，从筷篓里抽出一双筷子，又从冰箱里端出半碟中午吃剩的豆腐。我握紧筷子，故意抖抖，还好，没掉。我小心翼翼地夹起一块豆腐，慢慢往嘴里送，当冰凉的豆腐送进嘴里时，我尝到的是胜利的喜悦。第二块，第三块，都没掉，但第四块掉了。这次豆腐掉了，筷子没掉，豆腐下落的瞬间，我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抓住了摇摇欲坠的筷子。我听到我的心咚咚直跳。
第二天我就来到了G城这所全国闻名的医院。我是一个人来的。妻子要上班，要照顾孩子，主要是我的问题不严重，我完全能自理。
一个护士走进病房，告诉我主治医生找我有事。这些白衣天使的表情永远那么淡漠，镇定，看不出是多大的事。我跟着她走进医生办公室。
我的主治医生姓刘，五十多岁，留着军人似的小平头；他的发型很精神，但一脸倦容；他喜欢盯着人家的眼睛看，好像人家眼睛后面还有一张脸。我们进去时，他正在埋头写字，他的椅子后面站着两个长得差不多的年轻医生，看样子是实习生。他们中的一个看了我一眼，他的眼里流露出怜悯的神色，但你看不出那是怜悯一只虫子还是怜悯一个人。
“刘医生，163号病人来了。”护士大声说。
她离医生很近，其实没必要这么大声，又不是带犯人上堂。
医生用下巴示意我坐下。他办公桌的一头放着一把椅子，专供病人坐的。我坐下，他又打量了我一下。这回他没有特别注视我的眼睛，他的目光像扫二维码一样从我的脸上快速扫过。他拿起桌上的一张纸，和蔼地说：
“胡坚，对吧？”
我点点头。他揉了揉眼睛，叹了口气，神色凝重地说：
“你的检查结果出来了，肌萎缩侧索硬化症，也就是渐冻人症。”
我听见轰的一声，仿佛有东西在我脑袋里炸开了。我感觉头晕目眩，椅子在晃动，桌子在晃动，墙壁要倒了，医生要倒了，我要倒了。我赶紧扶住桌子，使劲闭上眼睛。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晃动基本停止了，刘医生的脸模糊，遥远，但似曾相识，就像一张我二十年前看见过或梦到过的脸。我眨了眨眼睛，那张脸慢慢地变得清晰了，清晰以后那种熟悉感马上就消失了。我看见他的嘴在动，但听不到他的声音。他朝着我说了一通，又回头对离我最近的实习医生说了一句什么。实习医生走过来，扶住我的肩膀。
“我没事。”我能听出自己的声音，接着我就听清了刘医生的话。他说我的病还是早期，算是比较轻微的。
“早晚会严重。”我听见自己说。其实我一点都不想说话。
“乐观一点，反正得面对，对吧？”医生心不在焉地说。他知道这种时候不管自己多么热心都无济于事，但他马上意识到这种态度不合乎职业道德，在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之后，他又打起精神做出倾听的样子。
“乐观和悲观，结果不都一样吗？”我不想说服医生，但既然他在听，我总得说话。
“当然不一样。”他又打了一个哈欠。
我没说话，等着他说不一样的理由。
他举起右手胖胖的食指朝我点了两下，以宣布真理似的口吻说：
“很多疾病都和心理因素有关，心情的好坏不但关系到疾病的诱因，也从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治疗的效果。很多疾病都是由悲伤、抑郁、愤怒、亢奋等不良情绪引发的，这一点毋庸置疑。至于心情影响病情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有的重症或绝症患者，没查出病之前好好的，一查出病来身体很快就垮掉了，甚至很快就死掉了，这难道仅仅是疾病的原因？”
“还有心理的原因！”两个实习医生异口同声地说。
医生回头用赞赏的目光看了他们一眼，他们兴奋得像孩子一样相互用胳膊肘你捅捅我，我捅捅你。左边的一个右手搭在椅子的靠背上，他们这么一动，椅子就跟着晃动起来。医生又回过头瞪了他们一眼，两人马上抬头挺胸，做了一个立正的姿势，然后朝医生的后脑勺努努嘴，做了个鬼脸。他们交换了一下眼神，紧闭嘴巴不让自己笑出声来，俊俏的脸被憋得像一朵皱巴巴的花。但是很快他们又开始毕恭毕敬地倾听医生说话，为了表示听得认真，他们分别从两边向医生凑过去，他们的脸都快要贴着医生的脸了。医生一皱眉头，一瞪眼，他们就赶紧后退一步，但很快又靠拢过来。
医生让我乐观一点，他说乐观能创造奇迹。他说霍金就是一个奇迹，大多数渐冻人患病后只能活二到五年，极少数能活十来年，但霍金活了五十年。我说我又不是霍金，我肯定没他那么好的运气。再说霍金活着是为了眺望宇宙，而我只能像怪物一样供人家观望。就算人家不看我，如果我没地方可看，一天到晚盯着自己看，还没病死就恶心死了。
想想都恶心。一堆烂肉像破布一样瘫在病床上或轮椅上，脑袋不是偏朝左边就是偏朝右边，嘴巴扭曲成“S”形，口水直流，肩膀都打湿了还没人给你擦擦。一只苍蝇停在你的鼻尖上，蹬腿伸胳膊。你统计了一下，赶走苍蝇的方法有：用手挥，用嘴吹，摇脑袋，抖鼻子，猛点头，打喷嚏。却没有一样适合你。鼻子痒得要命，但酝酿了半天，你连喷嚏都打不出一个来。连一只苍蝇都没法赶走，你的皮肤竟然还如此敏感，它停在你的鼻子上，就像飞机着陆那么清晰。
医生说只要生了大病，不管什么病，样子都好看不到哪里去；就算不生病，早晚也会变丑。所以光从肉身的变化看，生病的人实在没理由嫌弃自己。
我说就算不生病，我也会嫌弃自己变丑的样子。但关键不是变丑了，而是这种变化让我失去了尊严。一个没有尊严的人怎么乐观得起来？一种没有尊严的乐观，只能叫死皮赖脸，乐观地活着，其实就是死皮赖脸地活着。我的眼前突然闪现出我们病房那个老头浑身插满管子的镜头。慢慢地，老头的脸变成了我的脸，我看见自己嘴巴大张，口水直流……我身上能动的，只有我的口水，它亮晶晶地汪在嘴巴一边，从嘴角流出来，流过干瘪的腮帮，流过苍白的耳垂，最后流到枕头上，消失了。
“你应该乐观点。”医生又说。
“生了这种病，连尊严都没了，怎么乐观？”
“你怎么敢断定这是一种失去尊严的生活？”医生气呼呼地说，“虽然生了这种病确实是一大不幸，但只要善于调整心态，快乐和幸福还是有的。快乐和幸福更多是和心理有关，而非生理。我可以自豪地说一句，虽然我们目前还不能让渐冻人痊愈，但基本能让他们免除肉体上的痛苦，让他们在枯竭和萎缩中忘却疼痛，甚至忘却疾病本身。做到这一点，要让他们获得内心的安宁和幸福，那不是小菜一碟吗？”
“医生，”我打断他的话说，“在我看来，生在病中不知病，这本身就是一种屈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