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她去了电器公司把工作推掉。电器公司对此并不在乎，有很多人等着补上这个空缺。
晚上，她照旧到玥玥家教学。她诚恳地向陈姐表示很愿意做教育工作，同意去陈姐的公司工作。陈姐很开心，甚至有些激动，这倒让艾丽觉得有些受宠若惊了，因为更应该感到高兴的是她。从这样的表现，你能看得出陈姐的确是一位真诚而又热情的朋友。
由于没有钱买新衣服来迎合这个城市的品味，艾丽只得先尽力把衣服上陈旧的顽固污渍搓掉，把鞋子刷干净，就这样算是收拾得体面了，然后走进那栋写字楼——她已经来过这里一次。
接待她的是经理——在小型的公司里，经理并不算了不得的人物，甚至可以说只是公司的保姆，大小事情都需经手。从公司的年度经营计划到一支铅笔的财务报销，从办公室的装修工程到厕所的卫生，他们都需要操心。
看见一张新面孔站在自己六平方米办公室的门口，经理赶紧站起来问好，并将艾丽迎进去，安排坐下。
艾丽自我介绍一番后，经理微笑点头表示已经知情。
这是一个四十多岁的胖男人，身材不高，腆着大肚子，秃脑门儿，一脸安详平和的表情，他穿着起皱的白衬衣和黑色西裤，衬衣没有扎进腰带里，整体看起来不算太讲究，甚至有些粗俗，但也很自然，不会生出令人正襟危坐的压力。
陈姐已经跟这位经理打过招呼，所以他们的谈话很简单。
经理向她介绍了公司的情况，然后告诉艾丽她被安排的是英语讲师的职务，艾丽表示同意。
“不过，”经理微笑着说：“我需要看看你是否符合这个职务的要求。陈姐把你推荐过来，我有义务对她负责，这个你能够理解吧？好的，你能理解那太好了。今天上午十点钟有一堂英语课，教给十二岁以下小朋友的，你想试试吗？”
艾丽感觉这个安排有些突然，搓着手，欲言又止，显得有点犹豫。
“没关系的，”经理提高了音量，语气斩钉截铁，似乎要鼓励艾丽，“我们有现成的教案，你只要考虑一下如何使教学更加生动有趣，另外把握时间的节奏——一节课是三十分钟，要不多不少地讲完教案。我相信你！”
“只是给孩子们上课吗？”艾丽问。
“有几位家长也会旁听。”经理回答。
“我有点紧张。”
“不需要。他们会喜欢你的！”
这位经理说的是实话，艾丽长得漂亮、小巧，脸上总是带着自然的微笑，是讨人喜欢的女孩。
这堂课并没有特别出彩的地方，只是顺利地完成了，这对于头回上台讲课的艾丽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
她觉得孩子们喜欢她，她也喜欢这些孩子。
经理倒是对她很满意，他说：“你看，并不是很难吧，以后照这样做就行了。”
艾丽顺理成章地被公司录用，成为外语部的一员，工资也比第一份工作多了不少。当时，外语部是三个人，整个公司是十五个人。
当天晚上，陈姐多准备了几个菜，邀请艾丽在家吃晚饭，以示庆贺。
工作是稳定的，艾丽基本确定了这一点，所以她在靠近公司的居民区租了一个房子，从姨妈的宿舍里搬了出来。
住进去的头几个晚上她总是睡不好，不是因为不习惯新居所或者其它什么，只是因为这里靠近马路，汽车和人发出的噪杂声整晚都不曾停歇。还有，就是这房顶很矮，她还从来没在这么矮的房子里睡过觉，感觉到压抑和紧张。
实际上，城市里的住房都是这样的，她很快就会适应。
后来离开学校的我——作者本人——也经历了这样一段适应低矮的城市住房的过程。城市里的很多东西都被压缩了，空间、时间、机会、思想……还有很多我没想过的。只有马路是扩大的，但相比于汹涌的车流也显得狭窄。
艾丽很努力地为工作付出。不是朝九晚五、按部就班的那种，也不是像头黄牛那样不问缘由只是默不作声地干活，我的意思是：她把她所有的智慧和精力都用在了工作上。
她手里总是捧着书，可能是《英语词源词典》，也可能是《法语与艺术》，或者是《论教育》——我后来在她的书架上看到过这些书，好几年积攒下的近千本书占据了客厅的一面墙。
她也总是在思考教育的意义和影响教育的障碍，她认为：我们从小到大经历无数的教育，其中包含着浩如烟海的知识，最后我们精确地掌握了这些知识最终的形式，却忘记了当初懵懂地面对这些知识时的感受，如果教师们认为只要把形式和公式丢给孩子们而不用管他们应该怎么去理解，甚至还为孩子们缓慢的理解速度而焦躁和发脾气，那就大错特错了。教物理，就要讲物理史和公式的推导，教外语，就要讲词源和语境……而不是粗暴地填鸭，或者认为没有必要探究知识的根源和本质。如何让孩子们高效而准确地理解知识是教师的责任，“我们是教师啊！不是饲养员。”她经常这样跟同事说。
如果人们真正努力地、执着地做事，把智慧和精力用在事业上，他们总会成功。
公司的业务越来越好，因为口碑越来越好。有趣的是，这种交口称赞的、事实胜于雄辩的口碑是从在这里学习的孩子们的英语成绩上扩散出去的。
一开始，公司经营的所有教育项目的业绩都平淡无奇。逐渐的，家长们络绎不绝地到公司打听英语培训的师资和收费情况，并且特别提出要听一听陈老师的讲课。
他们原本以为会见到一个精明干练、打扮入时的青年女性——他们认为经验丰富、成果斐然的老师就是这个样子，结果却看到一个扎着马尾辫、脸上稚气未脱的小姑娘站在讲台上。
当他们观摩了这位陈老师的讲课后，感觉到的是由衷的满意。其实他们并不懂教育的奥秘所在，或者发现这一堂课对于孩子们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他们能够察觉到孩子们异常专注和积极的表现，洋溢在这些孩子们脸上自信的笑容与陈老师那善良、真诚、美丽的笑容都十分感人，让人信服。
家长们开始到公司打听其它科目的情况，物理、数学和语文的课程预定也增长了好几倍，公司开始缺人手了。于是，经理决定大规模招人。半个月后，外语部增加了七个人，整个公司增加了二十个人，而艾丽实至名归地当上了外语部的负责人——据她了解，陈姐在这件事情上没有施加任何影响，因为她从来不直接插手公司的事。
这一年艾丽二十二岁。也是在这个时候，晓芳和艾丽取得了联系。
她们俩各自的老家离得并不远，一个乡里面的村子离得能有多远，但很难碰得上面。时间、交通、信息传递，都是障碍。二00四年，晓芳在南京上大学时的暑假，专门到艾丽家去找她，艾丽的妈妈把她在广州的地址给了晓芳。于是趁着假期还没结束，晓芳赶紧跳上了去广州的火车。
晓芳在下午到达广州，出了站就招呼出租车去寻找艾丽的住址。
艾丽住在G街。
晓芳从一条逼仄的小路走进去，询问了邻里，找到了艾丽的家门。
她敲了门，但没人回应。
她琢磨了一下，不禁暗笑自己真蠢笨，上班的人哪会像上学的人一样自由自在呢？暑期正是培训繁忙的时候，家里怎么可能有人。
晓芳不清楚艾丽什么时候能回来，只好在外面街道上游荡，幸好她没有带太多行李，只有一个双肩背包。走累了，就回到艾丽家门前敲门，但依旧没有回应。这样反反复复好几次，晓芳终于在晚上七点多等到了老朋友。
晓芳坐在路边的台阶上，借着一盏盏路灯和沿街橱窗灯光混合起来的光亮，观察着来来往往的人流。她看见不远处有个不一样的身影正在走过来，似乎是熟悉的、亲切的身影。她希望是她，感觉也是她，真的就是她！
晓芳开心地蹦了起来，一阵风似的跑到艾丽面前，将她拦腰抱住。
艾丽像一只被狮子突然袭击了的小鹿一样，吓懵了，尖叫一声，用手遮挡，准备推开这个进行突然袭击的人，两个手掌却按在了晓芳的胸口上。
艾丽把那张惊恐而惨白的脸转过来，望着对方，好像仍然没有回过神来。
晓芳哈哈大笑，完全丢失了淑女的气质。
艾丽一拳狠狠地擂在晓芳的肩上，恨恨地吐出两个字：“流氓！”
“谁是流氓？你刚才还摸我了！这里，还有这里！”晓芳收住笑容，瞪圆了眼睛挖苦她。
“是这里吗？还有这里？”艾丽竟然大胆地动起手来，晓芳乐得一把搂住她，艾丽也抱住晓芳。
晓芳像小鸡啄米那样亲艾丽的额头，艾丽则像山羊啃树皮那样亲晓芳的脖子。这取自于晓芳自己的描述，她的文学素养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等亲热够了，她们又开心地笑起来，就像狗熊找到了蜂蜜，黄鼠狼找到了鸡那样开心。请忽略这些胡诌的比喻吧！
等两人都笑够了，艾丽就对晓芳抛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什么时候到的？你在这里等多久了？让我好好看看你，变漂亮了没有？哎呀，你又长肉啦！”
晓芳说，我还没吃晚饭呢！艾丽听罢，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蹦了起来，拉起晓芳的手就要跑：“哦！哦！快！快走！我也没吃，快跟我走！”
晓芳跟着艾丽一路奔跑着有百米之远，晓芳也不知道艾丽为什么要跑，她跑，她就跑。
最后她们在一个挂着彩灯的酒店门口停下。晓芳已经气喘吁吁了，把手搭在艾丽的肩上休息。
“现在呢？吃饭的地方呢？”晓芳说。
“你看，”艾丽一只手按着起伏的胸口，另一只手指着酒店的旋转门说，“去年公司在这里做了一个公开课活动，我没见过这种门，被它给卡住了。今天我要再挑战一下这扇门，要是成功了，我就请你在里面吃饭！”
看着艾丽认真的表情，晓芳笑得蹲了下去，如果旁边没有人，她可能就会在地上打滚。
艾丽拉着晓芳走到旋转门前。门口有一个很帅气的迎宾男孩，站得笔直，穿着红色的礼服，戴着红色的圆帽，面带微笑朝她们微微鞠了一躬。
艾丽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问晓芳：“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晓芳像一个向将军报告的士兵那样回答她，但她着实不敢再笑了，因为她的胸部和腰部的肌肉都在隐隐作痛。
她们看准了一个时机，手拉着手，就在两块玻璃隔板之间的空间完全朝门框敞开时冲了进去，然后迅速站定，又迅速调整为小碎步，亦步亦趋地跟着前面玻璃隔板的移动而移动。
成功啦！击掌，拥抱！这时晓芳侧过脸无意间看到了门口的那个迎宾男孩，他正面无表情地隔着玻璃门盯着这两个行为奇特的人看，但他马上换上了微笑，鞠了一躬，转过身去。
这也是晓芳第一次过旋转门。
酒店的三楼是西餐厅，她们点了熏鲑鱼、焗蜗牛、牛排、奶油汤，可能还有其它一些什么。服务生问她们需不需要红酒，晓芳说不用了，但艾丽说：“要，但不能太贵的，请帮我们挑选一下吧。”服务生拿着菜单，轻言细语地跟艾丽商量，很快就选定了一种酒。
晓芳没见过这种场面，这些菜、酒、高脚杯、刀子和叉子，艾丽也没见过。她们也不管这些菜是不是有搭配的讲究，只要端上来的盘子就收拾。至于刀子和叉子，那也难不住她们：一只手拿刀，一只手拿叉，不管哪个应该在左，哪个应该在右，只要能把食物送进嘴里，那就是对的。
两人不停的往嘴里塞食物，同时也可以热烈地谈话，两件事情互不影响。
但不管晓芳的嘴巴怎么忙碌，眼睛也没闲着，她发现艾丽和两年前稍微有些变化。
两年前，艾丽很瘦，夏天穿衬衣的时候，锁骨都能突出来，两只手臂就像是干柴。现在她的全身都圆润了不少，红扑扑的脸上神采飞扬。
艾丽对晓芳讲述了她在这两年的经历，也就是我上面如实转述的故事。
晓芳非常敬佩艾丽能在二十二岁的时候就能在工作上取得很好的成绩，而她自己还蹲在象牙塔里寻求庇护。她很想走出去，但又害怕走出去，面对不了解的事物，任何人都会有这样的矛盾情绪。于是晓芳对艾丽说：“你就是我的榜样！”
“什么？”
“你是公司里年纪最小的，学历最低的，却完全不输给别人。”
“你可别捧我，我倒不这么看。不，你听我说。我是不认输，但不代表别人就会输给我。我总觉得我的运气实在太好了，有陈姐这样的贵人把我引进这一行，魏经理也从来没挑过我的毛病。做外语部的负责人是魏经理提议的，两个老员工——刘姐和王姐虽然嘴上没说什么，但心里肯定是不平的，新来的七个人更不会有异议。但她们的学历的确都比我高，我想总有一天，我的能力会跟不上。”
“我认为只要不断地学习，没那么容易碰到天花板。语言类的工作——这不是偏见——不需要很广泛和强大的基础，不像其它的科学，你需要懂得大量的公式，大量的实践，大量的……”
“看，这就是问题所在，”艾丽打断晓芳的话，“问题就在这里。计算一道简单的算术题，一个初中生可能比一个大学生算得更快，甚至比一个数学家算得都快，但这显然不代表这个初中生的数学能力比大学生和数学家还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是眼界和知识，而不是技巧，决定着一个人的能力和价值。”
“难道你想当总统吗？还是你想得诺贝尔奖？不同的人做不同的工作，你适合做这个工作，这就是对的。任何工作都是靠双手和智慧去做，光靠一个狗屁文凭是远远不够的。”几口红酒下肚，晓芳发觉自己已经不胜酒力，因为她在说脏话。
“你喝醉了吧！小姐。”艾丽揶揄地说。
“好了好了，我们不说这些了。来，干杯！”
“干杯！”
艾丽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然后潇洒地把酒杯撂在桌上。
晓芳在广州呆了五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她一个人在街上闲逛或者在屋里睡觉，因为艾丽上班很忙。她们只能在看不到太阳的时候相聚——从黄昏以后到清晨。
白天，晓芳百无聊赖地在出租屋里游荡，这里看看，那里瞧瞧。房子总体是两室一厅，有一个小小的厨房，一个小小的卫生间。艾丽住一间卧室，另一个卧室由一个女孩子合租，艾丽搬进来时，那个女孩已经在这里住了两年了，她们互相还没有熟悉起来，晓芳也只是晚上才遇到那个邻居。
艾丽的卧室里有一张1米5的床，床边的墙上挂着一张劳拉·赫利的彩色海报。一把带背的椅子，一个凳子，一张木制方桌和一个无纺布衣橱。方桌上放着一摞书、一面镜子、洗漱用品和两只圆珠笔，衣橱里挂着几件朴素的衣服。
客厅被房间围在中间，没有窗户，借着卧室、厨房和卫生间窗户的光。除了一张三人位的布沙发和一把扫帚一个簸箕，空空如也，虽然简单，但很清爽。
厨房的水泥灶台上摆着两个租客分用和合用的东西。分用的是碗筷、铁锅和调味品，合用的是一个电磁炉和一个电热水壶。除了窗子上的换气扇沾满了油污，其它角落都很干净。由于建筑过于密集，厨房的窗子已经快挨着对面楼的厨房窗子了，到了饭点，总能闻到各种各样的饭菜香味。
这一点，我是说从厨房的香味来窥测别人家的隐私，是远远要好于乡下的，在乡下广袤的土地上，你能看到别人家的烟囱升起淡蓝色的炊烟，却闻不到他们家今晚吃的是什么。
卫生间最能看出一个房子的年龄。木门的黄色油漆已经炸开了无数的口子和裂缝，下面的通风栅格被腐蚀掉了两根，空白处钉着一块裁剪得不是很好的三合板；黑色的铸铁水管挨着墙壁，凭着那一寸的距离，上面放着香皂，插着清洁刷；墙壁上的瓷砖已经泛黄，地上的瓷砖已经看不出本来的颜色，有几处破损的地方露出了灰黑色的水泥。推算起来，这房子至少有十年的光景了。
晚上，她们躺在一张床上。那里是五楼，窗外的确很噪杂，而且整晚都没消停过，但就跟艾丽一样，第二个晚上晓芳就习惯了。
睡着之前，她们一直聊天，她们有说不完的话，晓芳给艾丽讲大学里的生活，艾丽给晓芳讲走出校门后的经历。
总的来说，晓芳的话要多一些。
艾丽在几个月前因为工作需要买了手机，晓芳记下艾丽的号码，并答应艾丽毕业后首先考虑到广州来发展，这样她们也好有个伴。
两天后的清晨，一场女人之间真诚淳朴、情真意切的依依惜别之后，晓芳直接去了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