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很想念你。”当我25年后再次与晓芳取得联系时，她告诉我。我猜这一定是句玩笑话。
晓芳是我的小学同学。我没问她是怎么找到我的，互联网时代的社会信息如此通畅，找到一个25年前的老友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那是2020年4月的一个清晨，我在阳台的书桌旁办公。
晴朗的天气已经持续了好几天，干燥而明亮的阳光洒满阳台的每一个角落。
窗外的风景已是夏日的模样：
青翠的小草铺满了略微起伏的地面，满眼看去就像一张柔软的地毯；大簇的矮灌木叶子油光闪亮，晃人的眼睛；几株细长的鸢尾花星星点点地散布各处，在微风中轻轻颤动；几只白色的小蝴蝶扇动着柔弱的翅膀在靠近地面的空中跳动，四处寻找色彩和芬芳；楼下人家的小猎犬侧卧在草地上，时而伏下脑袋微阖双眼，时而又猛然抬头四处张望，寻找刚刚发出啁啾的鸟儿。
我在一家日用化工厂工作，头衔是工程师，负责一条肥皂生产线的运行和维护，这种事并不需要灵巧的手艺或者聪明的头脑，我只是碰巧做了这个工作。
有时我也做商务工作，替采购部的同事跑腿。
前一天晚上的电话会议上，经理质疑了我管理的生产线的效率，要求我两天后做一个详细的汇报。于是我匆匆地扫视了一遍窗外的景致后，就埋下头对着电脑工作起来。我从各个角度统计数据，用图表呈现出来，希望发现某些有用的规律，很快就要焦头烂额了。
手机突然响了一声，屏幕也跟着亮了，我瞥了一眼，是微信的添加好友申请。噢！来吧，多来点新鲜事吧，我正需要一些调剂。如果是行政部那3个身材火辣的美女中的一个突然鼓起勇气要对我表白那才好呢！
这是一个代号叫晓芳的人发来的申请：“我是你的小学同学”。
是一个女人，我猜想。她当然不是行政部的，也不一定身材火辣，但谁知道会不会有更大的惊喜呢？啊，我只是开个玩笑，实际上我不是这样的人，我结婚十年了，生活态度一直很严谨。
我同意了她的申请，然后准备继续工作。
当我刚熄灭手机屏幕，她就发来了信息：“你还记得我吗？”
我当然什么都不记得。我甚至怀疑这可能是美色营销惯用的开场白。
我在想该说点什么，她又发来一条语音，说她在上班的路上不方便，到了公司再给我回信息。我确定是一个女人了，而且声音干脆而洪亮。
我还是没搞懂这是怎么一回事。
她的微信代号应该就是她的真名。她一定是认为只要我看到她的名字，就能想起来她是谁。虽然这个名字很大众化，看上去真像是能在有限和依稀的记忆里找到那么几个人去匹配，但我思来想去还是没法把这个名字变得熟悉起来。
于是我说：“真是抱歉，看名字和听声音，我都猜不出你是谁，能说一下全名吗？”
她依然是发来语音，声音里有人群的嘈杂：“我准备上公交车，你等等。我是王晓芳啊！你看看你，都把我这同学给忘了。”
我的记忆没有因为这个名字和她的“指责”而灵光乍现，我还是糊里糊涂的。我说了些不痛不痒的客气话，也隐晦地表达了暂时还没想起她来的意思。不过她说我们是奇峰乡小学的同学，再加上她纯正的家乡口音，我能够确定她一定是我曾经的同学里的某个人。
我们像真正的朋友那样聊天，因为她对我们小学生活的几句简单描绘完全符合我粗略的记忆。我只是还没想起她的容貌和故事来。她像引导一个失忆症患者那样给我一些提示，然后热切地希望我能突然醒悟。
最后她成功了，我想起她来了。
人的记忆是非常神秘的东西。
如果脑神经科学家能允许我对这方面提出一些看法，我认为人们对过去事物的记忆是会永远留存在大脑中的。
记忆像是一串串的项链，一些很清晰的影像片段是串起这些项链的绳子——就是线索.
大脑留存着这些线索并把它们放在显而易见的地方，无论何时何地你都能轻易看到这些线索，而项链上的那些珠子则储藏在庞大的记忆仓库里，当你想要看某个珠子时，只要扯动那对的一根线索就行了。
问题是，线索太多了。人们常说“我不记得了”和“我完全没有印象”之类的话，并不是某件事已经被大脑清除了，只是还没有找到记忆仓库中一根至关重要的线索。
王晓芳在我记忆中的线索是一张突然闪现在我脑海的“照片”：一个圆脸、胖乎乎的姑娘，穿着一件黑红相间的粗布外套，里面是只在外套的领口处露出起球而且沾染着黑色油脂的灰绿色高领毛衣，身体很壮实，总是拿一双恶狠狠的眼睛瞪人。
然后我又想起来她的性格：不怎么说话，偶尔说出话来也是像铁块一样冷冷冰冰、四四方方的。
我们聊了小学时喜欢玩的一些游戏、体育运动、校门的造型、校门口的商店、她到我家看电视的事。
我们还用一些模糊形象来猜测同学的名字，每提到一个我们都有印象的同学，每想起一件我们共同经历过的事，我们的友情就更进一步。
最后，我们终于找回了老朋友的感觉。
她告诉我她在广州，我告诉她我在家乡的省城。
我一边整理着手头的工作一边和她聊，慢慢地我就把工作撇在一边了。回忆太久远的事情让人很兴奋，同时也会让人疲惫，因此我有点想尽快结束这次聊天，等下次有足够时间再继续未尽的话题。不过她接着发来的信息又让我打起了精神，而且还让我有些吃惊。
“有一个女同学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几年前她到处打听你的下落，她也问过我，但我当时跟她一样不知道你在哪里。现在我终于找到你了。”晓芳说。
我愣住了，我不明白像我这样过着普普通通生活的普普通通的人，有什么值得那么久远的同学，而且是女同学记挂的。
“我？”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表达我的疑惑。
“没错。陈艾丽。你好好回忆一下。”晓芳说。
当晓芳说出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已经想起来那个人了。陈艾丽是中途转入我们那所乡级小学的，大约是五年级或者六年级，之前她在村里上学。她是一个很普通的女生——实际上，每一个小时候的人都很普通，就像将来会长成参天大树的每一株幼苗一样普通。
她的头发有些发黄，脸上也没有多少血色，穿着一件大红色的涤纶夹克，里面衬着一件粉红色的毛线衣，下身是一条灰黑格子棉布西裤。小时候的着装的确有点奇怪，但这种关于细节的记忆可能很不准确，就像梦里的景象一样朦胧和模糊，这就是奇怪的地方，我几乎记不住跟她有关的事，但她在我脑海中的形象却是那么真实，就像在看一张照片一样。
我记得我在大家都在上晚自习的时候把她的这件大红色涤纶夹克丢在了篮球架的篮筐上，但我不记得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她曾经坐在我的位子后面，我记得我回过头去看她的情景，发现她象一尊雕像似地望着我。
她也是个不怎么说话的人，但很温和。
我们有几次趁老师在黑板上写字的功夫传递纸条交流信息，有时也直接把信息写在书本上，照样趁老师转过背去的时候迅速传回，小孩子都喜欢这么干。
久远的记忆里的人和物就像幽灵一样，你认为你快抓住了，但他们又转瞬即逝。我还想在脑海里把陈艾丽的形象和与她有关的事呈现得更具体和真实一些，但发现那都是些虚幻和模糊的浮光掠影，无法再清晰了。
在我粗略地把这个人回忆了一番后，我说：
“我记得她。但她为什么要找我？”
“她说只有你对她好，她都记着的。她很想念你。”
我想这一定是句玩笑话，拿天真幼稚的同学关系打趣，没有恶意，没有关系。
我想，如果我对谁好过，真真正正的好，怎么会没有一丝印象呢？在那个久远而又懵懂的年代，即使我因为善良的本性做了些对旁人友好的事，一个帮助，几句安慰，那毕竟都是小事，也很普通，每个人都做过这样的事，怎么会让一方长久地惦记而另一方毫无印象？
但我同时又感到一阵窃喜，就如同发现有一个女人在暗恋自己一样。我忍不住想：她现在长得漂亮吗？是不是已经变得身材火辣了？不过我很果断地把这种想法从头脑理清除出去了，正如我说过的，我是一个严肃的人。
于是我说：“哦？是吗？我的心里美滋滋的呢！我都等不及了，快点告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吧。”
“今天不说了。”
“哦，我看她肯定是记错人了。”
“不会错的。”晓芳接着说：“不过，她病了，病了有几年了。让我算算。应该是有快两年了。”
看到这句话，我非常吃惊，“病？什么病？”我问。
“其实也不算真正的病，我不想说出那个词。你见过行为稍微有点异于常人的人吗？”
“什么意思？”
“无缘无故地哭，无缘无故地笑，说些让人听不懂的话。”
“女人不就是这样吗？”我说，说完马上就后悔了。
晓芳发来了语音，声音很轻，公交车上的嗡嗡声甚至更明显一点，而且幸运的是她没有生气。
“不想跟你开玩笑。这么说吧，大部分人思考和做事，都是出于理智的，要顾及到身份、形象和自尊，不会毫无禁忌，不会说不能说的话，不会轻易发脾气，不会……不会使用暴力。但是艾丽，她就不是这样。她今天会忘记昨天的事，丢三落四，恍恍惚惚，想问题也总是转不过弯来，也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
我的心顿时一沉。我猜想，晓芳说的可能是类似于精神病的症状，她不想说出这个词，但我不能对此含含糊糊。
我们不一定会对陌生人的悲惨境遇产生同情，但听说一个熟识的人遭遇不幸却使我们揪心。
“这么说，有两年了？”我问。
“是的。”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一句两句说不清楚的。”
“她现在在哪里？”
“在老家。之前是在广州，我们经常见面。”
“她现在……”我正要问她是否在治疗，工厂来了一个电话，说生产线停线了。
我和晓芳交换了电话号码，就结束了谈话。然后我匆匆赶去工厂。
新上线的生产控制程序有非常多的毛病，我和同事们干到很晚才暂时把生产线重新开了起来。开车回家的路上，我想，可能问题就出在这里，新程序不光不稳定，而且在工序切换上比之前的程序大约多了3秒钟的迟滞，一天累积下来，浪费的时间会达到40多分钟。干嘛不用回以前的程序呢？我想。我也决定两天后这样跟经理解释。
回到家时，妻子和孩子都已熟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