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三白
序
正式写本文之前，先普及一个概念：五保户。
五保户主要是指农村中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扶养义务人或虽有法定赡养扶养义务人，但无赡养扶养能力的老年人、残疾人和未 成年人。
有些拗口是吧，嫌烦可以略过，不影响下文的阅读。
总之是说，王三白就是个五保户。
一
那个时代的农村人比较粗俗，大人骂孩子从来不过脑子，什么话难听就往出骂什么，丝毫不考虑我们孩子的感受。
当然这只是指我童年时代所在的那个农村，不具有普遍性。
不过那时孩子们的心理素质也真够强大的，任何不堪入耳的污言秽语甚至诸如“不得好死”之类的恶毒诅咒都不能对我们造成任何伤害，当然你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脸皮厚，所谓树不要皮必死无疑，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唯独能打击到我们的就是那句：“王三白不死是人民的害，你不死就是我的害！”
每当我听到母亲用这句话骂我时，我就感到绝望，觉得她不爱我了，是真的想让我死了。
如果那时我会因为一句话而像现在的孩子一样想不开去寻短见的话，那么肯定就是这句。
这句话成了村里的大人们对付那些没皮没脸的孩子最有效的杀手锏，所以一般不用，但凡一用，必收奇效。
现在回想起来，大概那时孩子们的心理，知道父母还是爱我们的，尽管口头上表示痛恨，其实并不是真恨，只是限于词语匮乏难于表达。
而当把我们等同于王三白，那就是真恨了，所以才会对我们造成严重的打击。
王三白生活在我的童年时代，时隔多年，许多细节遗忘，难以详述，只记得他无论春夏秋冬都穿着一件到处绽放着棉花的破棉袄——或许是记忆差错，毕竟夏天的温度不适宜穿棉袄——背抄着手，夹着一根打狗棒，猫着腰，低着头，风风火火地走在乡间的黄土路上。
每当这时，假如有孩子在自家门口玩耍，就会转身跑回院子里，一边大喊着“王三白来了”，一边射狗——乡语，是命令狗咬人的意思。
只要我们一喊：“射！”狗无论躲在哪个角落，都会忙不迭地跑出来，奋不顾身地冲上去。
但这些都是徒劳，假如王三白只是路过，那是一场虚惊；假如他想去你家，狗是挡不住的。他也不用使出绝妙的打狗棒法，仍是背抄着手，大摇大摆地在狗的狂吠声中进了家门，那样子倒像个英雄。
我一直在想，狗不仅忠诚，更可贵的品质是善良。
它们面对陌生人或者主人不待见的来客时，总是表现得极其凶狠，张牙舞爪，面目狰狞，拿出一副欲将来者生吞活剥的架式，其实只是虚张声势而已，并不真的下口咬人，否则就会给主人添麻烦。
叫声大，不下口，这是当时农村人评价一条狗是不是好狗的标准。
把这两点结合到天衣无缝恰到好处，狗们表示很为难，尤其面对王三白这样的来客时更是如此，因为他不怕狗。
无论狗们怎么吓他，他总是视而不见置若罔闻，这让狗们完全体会不到存在感，很受挫折。
现在回忆起王三白来，满脑子也都是狗的狂吠声。
二
某个冬天，家里炖着一锅猪排骨，我们兄弟姐妹四个眼巴巴地等着揭锅。
坐在炕沿上正卷着旱烟的父亲望着玻璃说：“王三白来了！”
母亲刚躺下想休息一会儿，听到这话，嘟囔了一句：“还不死！”
就跳下了炕，跑到外间，去水瓮里舀了一瓢凉水添进锅里，又扑灭了炉坑里的柴火。
我和哥哥飞快地跑出家门，叫声：“射！”
狗们便兴奋地从粮仓洞里钻出来，叫嚣着向王三白扑去。
我家养着三条狗，是母子三个。
养母狗的风险就是，家里很有可能会变成狗群聚集地。
母狗一窝生好几个，谁家缺狗就捉只回去；倘若没人家缺狗，那就得自家养起来。
毕竟是条生命，不能扔到野外让冻死。
于是，我家就有了三条狗。
王三白虽然对狗免疫，但同时被三条狗围攻也够他受的。
他不得不把他的打狗棒法使出来驱赶着狗，狗的斗志被激了出来，叫得更加张狂。
我和哥哥看得心花怒放，真希望狗能把他咬一口，咬死才好呢！
站在门口的父亲脸上有些挂不住了，喝斥道：“克儿！”
这是乡语，当地农村人专门针对狗设计的命令。
“克儿”是“去”的意思；另外还有“啵儿”，是“来”的意思，狗们都懂，我反而不懂为什么要这样设计，直到现在，老家仍保留着这种人和狗沟通的特殊语言。
毕竟父亲才是家里真正的主人，狗们虽然有些意犹未尽，却也不敢违拗，便偃旗息鼓地退回到粮仓洞里，可怜巴巴地望着我和哥哥。
我和哥哥恨得咬牙切齿，却无法可想，沮丧地回了屋，计划着怎么才能保护好这锅猪排骨不被王三白侵犯。
“鄂四，你是故意的哇，看见我来就射狗。”
王三白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埋怨着，也不用别人招呼，把打狗棒立在门口，便径直进了家。
父亲排行老四，村里人都叫他鄂四。
他不好意思地笑笑，说：“狗嘛，要不怎么说狗呢，计较它干嘛？”
“我来了无数趟了，它不认得我？”王三白眼睛一翻，不满意这个解释。
父亲便再笑笑，不说话了。
王三白进了家，瞟了一眼还在微微窜着白汽的锅盖，便回到里屋，把鞋一脱，就上了炕，盘腿坐在炕沿上。
屋里就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恶臭，从里屋窜到外屋，袅袅不绝，挥之不去，这也是人们不欢迎他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且他一闻到饭香，就赖着不走，谁还有胃口吃饭？
你也许会说，是他不懂礼貌，如果他不脱鞋，人们或许对他的讨厌程度会降低几分。
那么我告诉你，你错了，因为他身上的臭味远比脚臭更令人无法忍受。
毕竟脚臭我们都闻过，无论再怎么臭，也还是那股熟悉的味道。
而他身上的味道，则像一堆猪肉丢在垃圾坑里，在太阳暴晒下腐烂变质的味道，简直让人作呕。
毫不夸张地说，以他为圆心的几米范围内，连呼吸都困难，但又不是狐臭。
我苦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描述这种味道，就在刚才，我写完上面一段的时候，上初中的儿子过来看了一眼，说：“太夸张了吧，又不是生化武器！”
对，他的体味应该具备生化武器的杀伤力。
所以他脱鞋之举就不是什么不礼貌的行为了，倒好像是善意的——当脚臭味盖过他的体臭味时，我们还略觉好受些。
“鄂四媳妇儿！”王三白冲着门口喊母亲，“你忙甚了？”
母亲从外屋回到里屋，尽管她努力克制，但还是忍不住呕了起来。
这是真的，母亲的脾脏不好，闻不得难闻的气味，见不得恶心的东西，每天早晨叠被子都经常被我们酝酿了一晚上的屁呛得直呕酸水。
她本来想出于客套回里屋和王三白打声招呼，却干呕得说不出话来，只得跑到院子里吐。
王三白倒并不觉得受到侮辱，继续和父亲聊天。
我拿个火钩子蹲在火炉旁，一边敲打着火筒一边念念有词：“钉锅匠，快点走！钉锅匠，快点走……”
“钉锅匠”是乡语，意指经常蹭饭的人。
父亲听到了，便瞪我一眼，加大音量问王三白：“你和小路媳妇儿那事咋处理了？”
“咋处理？这事又不能怪我，我倒是想断，他媳妇儿不行啊！母狗不撅屁股，公狗不敢上身，你说这话在理不？”王三白抽一口旱烟，得意地说。
父亲忙说在理，在理。
我加大音量念叨：“钉锅匠，快点走！钉锅匠，快点走……”
我的声音大了，父亲再不理会就有些明摆着欺负人的意思，便斥道：“滚出去！”
王三白呵呵一笑，说：“小孩子不懂事，随他念。”
他倒真大度，不怕我念，反正就是不走。
我只能到院子里和哥哥商量对策，片刻后，我又回来，口齿清晰地叫道：“王三白！”
王三白答应：“嗯。”
我说：“你是不是半夜跑到糖山红的羊圈里透羊了？”
我知道这是难听话，但不是特别懂，是哥哥教我的，他不敢问，就怂恿着我问。
王三白的脸终于变色了，一阵红一阵白的，却也不发怒。
父亲却恼羞成怒了，跳下炕就要揍我，我吓得赶紧跑，跑到院子外，父亲便不追了，折了回去。
透过玻璃窗，我远远地望见王三白仍四平八稳地坐在炕沿上，丝毫没有要走的意思。
我基本绝望了，看来这顿猪排骨没法吃了。
如果他肯走，我宁愿被父亲暴揍一顿。
直到太阳偏西了，王三白还不走，母亲无奈，只得把猪排骨出锅了。
我记得那顿饭基本就是王三白和父亲吃的，母亲和我们几个都没吃。
好在她事先盛了一盘出来，等王三白吃饱喝足走了以后，我们才吃的。
三
王三白是光棍汉，那时村里的光棍汉有好几个，但被性问题困扰着的好像只有王三白一个。
确实奇怪，五保户也只有王三白一个，其他人并没被五保。
别看王三白是个五保户，钱并不比我们少。
我们就是吃个饱饭，穿件干净衣裳，钱是经常见不到的。
农村人几乎没有来钱的渠道，只能等到秋收后，卖了农副产品换来一些钱，而这些钱筹备完明年的生产和生活物资外，也就所剩无几了。
而王三白因为有村里的硬性摊派，每家一块两块，他倒存起来很多。
但王三白要比乞丐的待遇强很多，他不用亲自出去要钱，有人替他代劳。
每当节前或年底，村长就带着几个村干部，拿着上头的文件，挨家逐户上门收钱。
进了门，先向主家苦笑一下，就开始宣读文件。
嫌烦的就说：“别念了，这次是多少？”
“两块。”
于是两块钱就由主家的手里交到村干部的手里，随后又装进王三白的专用钱袋里。
不愿意给的，村干部们就轮番对其做思想工作，说着好话，打拱作揖，反倒像群乞丐。
而王三白对于村干部们从来没有感激，仿佛一切都是他们应该做的。
有一个冬天的早晨，父亲带我去赵大夫家里打针。
我那时得了淋巴结核，打了大半年的针，整个屁股都打得像死面镘头一样。
赵大夫家正在炸油糕，他顾不上，又怕我着了油锅气，便让我和父亲去旁边的王三白家等会儿。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踏进王三白的家门。
家里的味道可想而知，未必不比油锅气对我的危害大，如果不是外面北风凛冽，我宁愿站在外面等。
他家不大，一半是炕，炕上只铺了一条褥子，翻着油腻的棉花；被子胡乱地堆在上面，也是污渍斑斑；地下用土块垒起一个窑洞充当柜子，里面铺着发霉的麦秸，放着一小块豆腐，麦秸已经沤得发黑变臭。
后来我形容某人邋遢时常说：“他家的豆腐放在麦秸上。”
大家都说我想像力丰富，其实是有事实依据的。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王三白当时的一番言论。
他正在做饭，面擀得比案板都厚，就切成方块下进开水锅里煮。
他一边煮面一边说：“最近又没钱了，明后天再到乡里走一趟哇。这些人一点都不积极，挣着人民的钱，吃着人民的饭，给人民办点事却推三阻四的，我看都不想干了！我忍他们很久了，要不是看在乡长刚上任不久的份上，我早把他撸下去了！甚玩意儿了？”
那口气，俨然是个大领导。
我始终理解不了这种身份的错位，不论是乡领导还是村干部，抑或是普通村民，仿佛都是免费替王三白打工的，都得无条件地满足他的一切需求，服从他的一切指令，否则就都不称职了。
好了，闲言休叙，咱们说正事。
王三白来钱容易，这是有目共睹的，而他没有花钱的地方，一般的需求都由村民解决，他的钱都用来解决了性问题。
据说（只是据说，我那时不太懂，也没有亲眼所见，所以叙述从略），每隔一段时间，王三白就会花一块五坐班车到县城找小姐，那时没有小姐这个称谓，只简单将这一行为归为上piao。
一早出发，颠簸三个多小时到了县城，找家小旅馆干了；等到下午两点多，再花一块五搭班车回家。
路程不远，但那时的路极其难走，全程都是坑坑洼洼的土路，所以来回需要整整一天。
王三白舍不得花钱下馆子，就要饿一天肚子，这个体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确实值得普通庄户人羡慕和嘉许。
村里有人说：“王三白如果肯种地的话，肯定是一把好手。”
但他就是不种地，对此我深为不解。
piao妓，就是王三白解决性问题的主要途径。
另外，还有两个插曲，一个就是前文提到的和小路媳妇儿的花边新闻；另一个就是我问王三白的那个问题——那啥羊。
不过这两件事只是偶发性的，不能算做王三白解决性问题的途径，他解决性问题的唯一途径其实只有piao妓。
四
先说和小路媳妇儿的花边新闻。
那时村里有个民谣唱道：“外来户，胶皮肚，生下娃娃下不了户。”
这是当地人编来取笑外来户的，也可知那时外来户的辛苦和辛酸。
小路两口子就是外来户，从南方某个穷困的农村搬到我们北方这个同样穷困的农村。
同样是穷困，但我们这里有个先天的优良条件就是家家有地，而且紧邻黄河，水利资源充足，吃喝是不愁的，至少不用担心被饿死。
所以我们村里先先后后来过不少外来户，河北的，河南的，山东的，四川的……最多的是内蒙乌盟的。
小路两口子的具体籍贯我忘了，只知是南方的。
村里给他家划分了四五亩地，又给他家盖了一座简易的土坯房，两口子就算安家了。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们村的村长是极其仁慈的，凡有外地人来，总能得到妥善的安置，但是户口问题村里解决不了，就始终悬着。
偏巧小路家的房盖在了王三白的房后，这就为王三白创造了便利之机。
后来据小路媳妇向村里的女人们哭诉，王三白天天去她家，一来就不走，她和小路也不好意思强撵。
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况且小路两口子这对柔弱的蚂蚱呢？
去的次数多了，用村里人的话说，王三白的sao劲就又犯了，终于有一次……此处我只能略去，因为小路的媳妇说得不详，含糊其辞，避重就轻。
那时的强 奸定罪没有现在这么严格，女方稍微有些屈从就不能算强 奸，最多只能算通奸。
另外，当时的农村人根本没见过警察，我们全乡只有一个派出所，两个民警。
一般来说，除了恶性杀人案件之外，其他诸如偷盗、打架伤人、第三者插足、调 戏妇女……都由村长出面调停。
可知那时村长的权威是不容小觑的。
总之是，王三白通过勾 引、诱 惑、恫吓、威胁等手段和小路媳妇发生了一次关系。
小路告到村长那里，因他媳妇儿不完全是被强 奸，所以村长没有按照刑事案件来处理。
他把三个人叫到村委会，因为王三白不认得字，由会计代笔，写下了“再不sao扰”的保证书，王三白在上面按了手印。
这事就算了结，似乎圆满。
但尝到甜头的王三白岂能善罢甘休，三翻五次地又去sao扰。
小路媳妇迫于无奈，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就范，小路痛苦不堪。
村长又召集了一些德高望重的村民开会，那次我和几个小伙伴也在场。
大人们把我们赶开，我们又围过去，后来大人们也就不管了。
就在村长家的院子里，几个村民或蹲或坐或站分散各处，似乎并不热衷此事，只是做做样子罢了。
王三白坐在房檐下的小板凳上，吧嗒吧嗒地抽着羊棒骨旱烟袋，一脸的满不在乎，还带着点趾高气昂。
小路媳妇儿躲在小路身后，低着头，不敢看众人。
小路也抽着一支烟，不住地唉声叹气。
不得不说，小路媳妇儿长得还挺漂亮，看惯了北方女子——尤其是我们和蒙古人混居，在大酒大肉的滋养下，多数长得五大三粗——乍看南方女子，很是赏心悦目。
那时村里的大龄男青年，在丰富的荷尔蒙作用下，很多对小路媳妇儿有动过坏心思的，但她和王三白那个过以后，就再没人有那个欲 望了。
猪拱过的白菜，谁还有胃口再吃？
村长望了一眼王三白，说：“王三白，咱们不是写好保证书了吗，你也按了手印，是表示过同意的，你咋老毛病又犯了呢？”
“这个不能怪我，”王三白冲小路媳妇努努嘴，“问她。”
“我咋了？”小路媳妇眼泪汪汪地说，“你一来我家就死活不走，要么说你上面有人，能解决我家的户口；要么就说你要夜夜扮鬼吓我，我一出门你就跟踪我，让我不得安宁；要么说我要是不同意，你就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前半夜我是小路的，后半夜是你的……”
“住嘴！”小路回头瞪了她一眼，低声喝道。
村民们都忍俊不禁，但鉴于德高望重的身份，不敢笑出来。
王三白反驳道：“我是说过那话，就是开个玩笑，谁想你倒当真了。你要不同意，我能给你拧进去？拧道螺丝还得瞅准不是。我一把老骨头半软不硬的，你要不湿，我累死也不是干瞪眼？”
村民们再也忍不住了，叽叽咕咕地笑了起来。
“王三白，”村长哭笑不得，“小路家的户口我都解决不了，你咋能解决？”
“嗐，吹牛嘛，吹牛又不犯法！我还说日本鬼子是我一个人赶出去的，全国人民就真把我当成民族英雄了？”
小路气得浑身发抖，但这个懦弱的男人只会不停地抽烟，再没什么大作为。
小路媳妇儿羞得满脸通红，低声说：“那你要是不来我家哪有这事？咋能怪我？”
“邻居走走串串还犯法了？再说，就算我不去你家，前几天你不是还跑来我家了吗？”王三白铮铮有词，“我还是那句话，母狗不噘屁股，公狗不敢上身，一个巴掌拍不响。”
小路怀疑地望着他媳妇儿，他媳妇说：“那不是你那天在路上拦住我，说我只要主动去你家一趟，你就再不来sao扰我了，我才去的吗？谁知你说话不说话，还是继续sao扰我。”
她羞愧地瞟了小路一眼，又低下头去。
村长问：“王三白，有这事没。”
“有。”
“你说过这话没？”
“说过。”
“那你咋不守信用呢？”
“我是说过这话，可就是个玩笑。”
村民们都讪笑。
村长对王三白是软不得硬不成，实在无奈，最后只好把问题的核心集中在小路两口子身上。
村长说：“小路媳妇儿，这事不能完全怪王三白，你也有责任，最少也得五五开。你吃过他的亏，就不能长点记性？你不能寸步不离跟着你男人？我就不信，他王三白再没王法，还能当着你男人的面给你填进去！你就算想找个男人，村里的大后生多的是，哪个比不上王三白？他那身味道，你咋能让他爬上去的？熏都熏死了！”
王三白听到这里，裂开满口黄牙笑了开来，倒仿佛很得意。
村长接着教训小路：“你还是个男人不？连自个儿老婆的逼都看不住，你就不能走着坐着把老婆领上？实在不行你给她那里贴块胶布，要不干脆缝住，麻球烦死了！动不动就哭哭啼啼找到村委会，村委会能咋？要不要我们几个村干部轮流替你站岗？真是的，一天天就连你们家这点破事都处理不完了，还能干个甚？我看这村委会解散了算球了，我这村长也不当了，你们爱找谁找谁去！”
我那时总觉得村长处事不公，后来慢慢地理解了他，在那种特殊环境之下，他真的无能为力。
村长的权威其实是被社会机制的不完善逼出来的，有权威没权力，弄不好还得犯错误。
父亲曾做过几年的村会计，后来辞职了，麻烦无其数，好处没一点，我深知这点。
做为外来户的小路两口子最终没能等到青天大老爷的明镜高悬，于是在一个寒风萧瑟的冬日的早晨，小路套起马车，媳妇儿裹着被子坐在车上，像从战场上退下来的残兵败将一样狼狈地离开了村子。
村民们站在各自的大门前，默默地望着马车消失在村头的黄土道上。
这时候，大家的心情都有些沉重，但谁也没过去和他们说句话。
五
村民们说，毕竟小路太软弱，如果是我，我能把他打出屎来。
但我以为，这不过是句风凉话罢了，事情没发生在自己身上，怎么说都可以。
后来确实有人对王三白采取过暴力，别说打出屎，只是捣了几拳就差点脱不开身。
这个人就是村里的羊倌糖山红，有股天不怕地不怕的糖劲。
糖山红姓丁，本名叫丁山红，因为智力低下，是个糖子（即傻子），所以村民们都叫他糖山红。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我的另一篇小文《糖山红》，就从中可知他的固执。
但这事怪不得糖山红的固执，矛盾又回到了王三白的性问题上来。
有了和小路媳妇的风花雪月，王三白去县城piao妓的次数就少了，毕竟有了免费的鲜美午餐，谁还愿意花钱去吃馊了的剩饭？
但好景不长，小路两口子终因不堪其扰远走他乡，王三白的性能量无法释放，他就又打起了别的主意。
倒是再没爆出王三白的花边新闻，对于守家在地的当地女人，他有心没胆。
于是，在那个荒唐的年代，在那个荒唐的村庄里，发生了一件无比荒唐的事，荒唐到我说起来你可能不信，却是事实。
这事写出来或许会导致这篇小文无法发表，但我还是想简略地叙述一下，因为这事关乎着你们的一个疑问，为什么王三白胡作非为就没人能制得了他。
夏天的温度让村里的男人女人们充满躁动，所以每当夜晚来临，大人们就早早地让孩子们睡去，他们好趁早开始伟大的造人事业。
在某个月明星稀的夏夜，被性冲动折磨得失去理智的王三白就悄悄地跳进了糖山红的羊圈，对其中一只母羊实施蹂 躏。
那只母羊不在发青季节，所以强烈反抗，并发出求救的叫声。
熟睡中的糖山红被吵醒，以为有人偷羊，披了件衣服就冲进了羊圈。
当时，王三白正在对着母羊的屁股卖力地耕耘，如果是被其他人看到，不过骂句“畜生”便调头走开，而糖山红的性子火烈，冲上去就是一顿拳脚。
自从糖山红把自称学过少林功夫而不可一世的赵六揍得磕头叫爷爷之后，我们这些孩子们就把他当成了村里战斗力最强的一个。
王三白一把老骨头，可想而知被揍到了什么程度。
这事本来大快人心，结果事与愿为，糖山红摊上事儿了。
后来村民们都愤愤地说，那晚糖山红要把他打死就好了！
可是糖山红尽管糖，也知道杀人犯法，就没把王三白打死。
没被打死的王三白就反扑过来，赖在糖山红家里死活不走，任凭打骂或者道歉说好话以及村长和村民们求情，他就是油盐不进。
村长恐吓他：“王三白，你强 奸牲口简直比牲口还牲口，你还有理了？差不多就行了，要是告到派出所，非得让你坐个十来年牢不可！”
“谁说强 奸了？”王三白恬不知耻地说，“母羊是同意的，不信你去问它！”
如果不是村长度量大，估计早被活活地气死了。
糖山红有对付王三白的方法，你不走是吧，那我就饿死你，做出饭来不给你吃。
王三白有反击糖山红的策略，你做出饭不给我吃是吧，我不会抢着吃？有本事你打我啊，打死就不用管饭了！
总之，对付王三白，除了让他死，没别的办法。
王三白在糖山红家里赖了半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反正后来他的身体全然无恙了，还是不走，说要糖山红赔偿五百块钱才能了事。
糖山红是个孤儿，没有土地，靠着给村民们放羊和打短工度日，哪有钱给他？
最后村长无奈，又与几个村干部拿起钱袋子，走街串巷地替糖山红筹钱。
村民们不乐意了，说不是才收过吗？
村干部们擦着眼泪陪着好话说：“可怜可怜山红吧，没爹没娘的孩子，没人给做主，都快被老牲口给欺负死了。”
得到五百块钱，王三白才心满意足地回到了自己家。
村民们对王三白那是真恨，痛心彻骨地恨，却没办法。
我敢保证，如果那时有人弄死他，村民们肯定会集体去公安机关求情的，但终究没人敢冒这个险。
王三白的命一文不值，不值得任何人以命换命。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让王三白活到七十多岁还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
因此我常怀疑善恶因果的是非观，甚至不得不相信村民们那句“好人不长命，王八活千年”的俗语。
在那个僻远的农村，我见证了许多年轻生命的消逝，比如美丽痴情的塔娜，善良耿直的糖山红……但人人恨之入骨的王三白却仿佛已被死神遗忘。
六
王三白还是病倒了。
或者说他没病，只是生命机体的自然老化，他瘫在了炕上不能动。
村长又召集起村民开会，本来是计划让村民们轮流伺候王三白的，但村民们这时表现得异常激愤，都骂骂咧例没人同意，连供应王三白日常开支的份子钱都不肯出了。
无奈，村长只得汇报到乡里。
乡长把两条剑眉倒竖了起来，沉声道：“没人愿意，那就你去伺候！生老病死谁也拦不住，但我如果听说王三白是被饿死的或意外死亡，我不会轻饶了你！他可是登过报的，方方面面的人都盯着他的死活呢！”
所谓登报，不过是一篇关于各界领导关爱孤寡老人以及落实五保户政策的报道，其中提到了王三白，有王三白的照片。
于是，以后我就经常能见到村长亲自端着一只大洋盆往返于他家和王三白家之间。
大洋盆里盛着做好的饭菜，一次做好几天的，从而王三白又维持了近一年的寿命。
村长终于坚持不下不去了，这时，那几个德高望重的村民就又派上了用场。
一个晚上，在村长的家里，煤油灯摇曳着昏黄的光芒，疲惫的村长面对着那几个德高望重的村民，吞吞吐吐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大家面面相觑，都沉默了，不停地抽烟，不停地咳嗽，不停地唏嘘。
终于，有人举起了手，说：“我同意，出了事大家一起顶着！”
于是，大家陆续举起了手，那种庄重和虔诚就像是南昌起义前夕几个骨干份子在宣誓。
很长一段时间，村长不往王三白家里去了。
某天早晨，父亲站在院子里，仿佛是向母亲又仿佛是自言自语地说：“王三白是不是死了，这么长时间没动静。”
就在这时，他望见村长跌跌撞撞地走了过来，经过我家门前时，悠了两下，栽倒在地。
父亲急忙过去扶起他，见他的脸上满是泪水，嘴唇哆嗦着，半天憋出两个字：“死了。”
“死了？”
“嗯，死了。”
两人心照不宣，脸上都绽放出了轻松的笑容。
接着，我听到村长发出一声像野兽般的嚎叫：“他死了，我他妈的又活了！”
可以说，王三白的葬礼是村里有史以来最隆重的葬礼，全村男女老少都去了。
我们一帮小孩子的胸前都缀着用来辟邪的红布条，但我们一点都不害怕，快乐地穿梭在人群当中追打嬉戏。
妇女们都换了漂亮的新衣裳，挠首弄姿地拉着家长里短。
男人们聚在一起讲着荤段子，听着瞎子鼓匠和瘸腿刘四伴随着欢快的鼓乐对唱着少儿不宜的情歌。
远处不知是谁点燃了一串鞭炮，噼里啪啦地响个没完……
倒像是一个喜庆的好日子。
抬过王三白尸体的村民说，王三白死的时候，嘴里塞满了棉花。
据此推断出王三白的死因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村长断了他的伙食，他是被活活地饿死的。
另一种是他饿得无法忍受，只能以被褥里的棉花为食，棉花堵在喉咙上，被噎死了。
总之，王三白没有寿终正寝，就是对村民们最大的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