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进来时跟室友们说我进来的原因，室友们都为我打抱不平，只有吴姐面含冷笑和嘲讽。
我在吴姐面前总是觉得理亏，从来不敢和她正面相对，像做贼似的，然而我却只能挨住她睡，我没有选择的余地。
每当吴姐睡觉时有什么小动作，我就不由一阵惶恐不安。
某天上午，楼道里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接着一个女孩被几个武警拖着经过我们监室的窗前，她整个人软成了一堆棉花，已经不会走路了，嘴里不停地喊着：“我不要死，我不要死……”
拖着她的几个武 警根本不理她，目视前方，带着严肃而冰冷的表情，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过去了。
那个女孩的哭喊声渐去渐远，持续了很长时间才消失，她的那句“我不要死”似乎还在空气中若隐若现地回荡。
一个舍友喃喃地说：“这是要去执行死刑了。”
我以为我早已不怕死了，这时却吓得浑身发软。
我进入看守所后被警方提审过几次，他们只问我事情的经过和细节，问了一遍又一遍，却从不告诉我那个被我打得脑袋出血的男人怎么样了。
有次我问警察他是不是死了，警察说：“到了法庭上你会知道的！”
这时我才发现，我原来还没有看淡生死，还在眷恋着烟火人间。
我学过的法律知识告诉我，警方反复询问我细节，是为了确认我到底是正当防卫还是故意伤人，如果是后者，如果那个人死了，我就可能要抵命！
我的心又慌又空，我赶忙拿下放在多用柜顶的《雨巷》，翻开扉页，默念着：“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
这时我听到吴姐冷笑着说：“多好，解脱了！”
我蓦然抬头，碰到吴姐两道锐利而狠毒的目光，我手里的书差点掉了地。
晚上睡觉时，我就更胆战心惊了，直到凌晨都没睡着。
我忽然听到身边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吓了一跳，转头看吴姐，只见她面向我侧卧着，一手捂着嘴，一手往嘴里塞着什么，还用食指往口腔深处捅了捅。
她似乎有些恶心，干呕了一下。
她没注意到我在看她，手从被子里摸出一个东西接着往嘴里塞。
尽管她掩饰得很好，但我还是看清了，那是一个卫生纸团。
我大惑不解，她这是要干什么？
她一连往嘴里塞了好几个纸团，都用食指捅到了里面。
她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嘴大张开，我看到她满嘴都是白色的纸团，但她还是控制着不乱动，眼睛睁到极限，翻着白眼仁。
我这时才醒悟，她要自杀！
我急忙扑过去，一边大喊着“吴姐”和“救命”，一边用手指往出抠那些纸团。
室友们被惊醒了，也都过来帮忙，我跳下床按响了墙上的紧急呼叫器。
第二天，我的管教把我提到她的办公室，告诉我，吴姐昨晚确实是想自杀，幸亏发现得及时，采取的措施也很得当，所以并无大碍。
吴姐暂时被关在了独立监室，每天要接受专业的心理辅导。
管教对我说：“你立功了！”
我激动地问：“那我是不是可以不用死了？”
管教笑了，说：“肯定对量刑会有帮助的。”
两个月后，我被提到法院审判。
我看到了阿灵，她坐在旁听席的最前排，泪光闪闪地望着我。
我不敢看她，不敢看所有人，因为大勇的老婆以及那天去我店里闹事的那帮人也都来了，睁着一双双吃人的眼睛。
大勇却没来，也可能是我没看到他。
我全程低着头，听不太清人们说的话。
只是隐约地听到，那个被我打了的男人被送进医院的第二天就死了，这让我十分恐慌，脑子一片空白，背上的汗水一个劲地往出冒，整个庭审过程中我就形同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
五个小时后，当法官宣读完判决书，我已筋疲力尽，再也支撑不住，当场晕了过去。
我被判了三年有期徒刑，缓期四年执行，同时要向受害者家属支付十三万元的死亡赔偿金。
也就是说，我暂时自由了，接下来的四年中，我如果遵纪守法，就不用去坐牢了，否则，那三年有期徒刑依然生效，如果有新的犯罪则数罪并罚。
另外我还要定期向司法部门书面汇报我的行为和思想改造情况。
法官告诉我：“你现在还属于服刑期，要认真悔过自新。”
我的户外用品店无法继续经营了，我在那个商场已臭名远扬，而且大勇还在五楼开着他的儿童游乐场，我不想再见到他。
他老婆也不会让我继续开下去的。
我把店转了出去，得了一笔钱，加上这期间挣到的钱，勉强够支付赔偿金和给阿灵还钱。
我的人生刚有了点起色就被打回了原形，我为阿灵买车的伟大梦想也化为泡影了。
我觉得很对不起阿灵，她为这个店投入了太多的精力和心血，对我寄予了太多的期望。
阿灵却觉得是她对不起我，她说如果她不撺掇我做生意，我就不会受这些磨难了。
我仍住在阿灵那里。
刚从看守所出来的那段日子，我消沉极了，整日闷在屋里哪也不敢去，我感觉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当过小三还坐过牢，一日三餐都需要阿灵从学校带回来。
终于有一天，我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用阿灵的电脑发了几封求职信后，就走出了家门。
我去商场买了燃气灶和盘碗回来，开始在家做饭吃。
这间公寓有橱柜和油烟机，但是没有灶具和盘碗。
我不能再让阿灵花钱了，而且还要尽最大努力节省她的开支，我伺候过那么的人，为什么不能伺候阿灵呢？
这个世界上既然只有阿灵一个人对我好，我干嘛还要对别人好？
大学食堂的饭菜虽然比外面便宜不少，但相比在家自己做还是要贵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