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峰对我有两个称呼，一个是苇苇，是家里使用的；一个是小苇，是官方对外的。
他从不叫我老婆，他说老婆带着一个“老”字，不适宜我。
在他心目中，我永远是个呆萌可爱的孩子。
他对外人提起我时也从不说“我老婆”，而是说“我家小苇”，以至于别人向他提到我时也是说“你家小苇”。
他一哭，我的心就化了，我吻着他的眼泪说：“不会了，我再也不会了！”
每说这话时，我就不由惴惴不安，因为我无法保证再也不犯这样的错误。
从小到大，无论做什么事，我都十分用心，可我不会用脑。我不会等同类比，不会举一反三，能杜绝这样的错误，却杜绝不了那样的错误。
况且我和林峰关于“错误”的定义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而正确的答案永远掌握在他手里。
林峰对我的抱怨越来越严重了，醋也吃得越来越无厘头，慢慢地吃到了我工作的单位。
他有一次去我公司找我，事后告诉我，我们部门的李主任对我心怀不轨，让我离他远一些。
我很无奈，我在李主任手下干活，在一间办公室，怎么可能离他远一些？
况且我并没有发现李主任对我有什么不良企图。
之后林峰就经常去我公司，他很忙，却再忙也能抽出时间来。
他在我公司，往往当着众人的面，从语言到行动上，表现出他和我有多恩爱的样子，比如抱抱我，比如吻吻我的额头，每每让我难堪不已又无所适从。
有一次林峰去公司找我的时候李主任和几个同事在场，我笑着问他，你怎么来了，他直截了当地说，我想你了，顺路过来看看你。
几个同事掩嘴而笑，李主任却沉下了脸。
可是林峰并不适可而止，还要问我：“你呢，想我了吗？”
我没回答，尴尬地看看他，再看看满脸不愉快的李主任。
那天他走后，李主任把我狠狠地教训了一顿，说这是公司，不是谁想来就能来的车马大店，更不是你们秀恩爱的地方。
平心而论，我们公司的管理一点也不苛刻，我工作并不忙，有着大把的空余时间，林峰完全可以把我叫出去聊上个把钟头。
可他不，他偏要大摇大摆地走进我的办公室，猝不及防地出现在我面前。
他自恃身份尊重，从不把我的同事和李主任放在眼里。
单说收入，他确实有高调的资本，我们李主任不过开了辆二手的两厢夏利，林峰开的则是当时还不多见的本田雅阁，可就算是开辆坦克，也不能去别人家横冲直撞吧？
我这个智障人士都懂这个道理，林峰是个优秀的职业人，他怎么能意识不到呢？
那天晚上，林峰又指责我，说我怕李主任受到刺激才不肯说“我也想你”，说我在乎人家的感受而不在乎他。
他还模仿着我当时看李主任的眼神，我说我哪是那样的眼神，他说你的眼神你自己当然看不到。他说那是发自内心的，遮掩不住。
我的听力不好，口才更差，面对着他的咄咄逼人，我无言以对，只抱歉地看着他，而这又被他认为是默认。
那个冬天，一个名叫芦苇的女人经历了人生当中第一次绝望的疼痛。
那年我二十五岁，结婚两年多。
那又是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林峰请他的朋友安会长来家里吃饭。
两人都喝多了。
林峰摇晃着身体把同是摇晃着身体的安会长送走后，回来就打了我一记耳光。他说我对那个年近四十的油腻老男人产生了兴趣。
这里说的油腻，不是比喻，是真的油腻。那个老男人尽管衣冠楚楚，尽管皮肤白净，但毛孔粗大，北方的暖气把他体内的油脂熏了出来，白花花地布满了整张脸。
这几乎影响了我吃饭的胃口。
我很难理解林峰竟然说我对这个人产生了兴趣。
我甚至不知道他叫什么，只听到林峰叫他安会长，只看到林峰十分尊敬他。
我完全没有自我地投其所好，对安会长也十分尊敬。
我像个保姆一样给他们做了一桌子饭菜，像个佣人一样给他们端茶倒水，像个乖巧的孩子一样安静地坐在林峰身边，连夹菜也只夹离自己最近的。
我没有喧宾夺主破坏他们谈话的节奏，没有抢占林峰的风头，也没有向安会长示好。
但我还是触碰到了林峰的雷区。
林峰不抽烟，所以家里不备烟。
安会长抽烟却很厉害，几乎是一根接一根地抽。
吃到中途，安会长的烟抽完了，要下去买，林峰说，让小苇去买吧。我忙不迭地放下筷子，披了件外衣就跑下楼去买了两包烟上来。
安会长走后，林峰质问我：“为什么要给他买两包？”
我无法解释，我知道林峰不是个吝啬的人，他尊敬的客人，我理应对待好一些。我觉得两包烟和一包烟并不存在本质的区别。
但是林峰认为我是蓄意讨好安会长，是献媚取宠。
安会长临走时把两包烟都装进了自己的衣兜。
这个衣冠楚楚的老男人还用他那张恶心的嘴吻了吻烟盒，眼神迷离地望着我说：“苇苇送的烟，我舍不得抽，每天晚上都要搂在被子里睡。”
他喝多了，说话有点放肆，我没计较他，林峰也没计较他，然而林峰却计较我，第一次动手打了我。
他认为安会长拿我意淫，我没表示拒绝，就等于我心底接受了这种意淫，证明我也在意淫。
我难以辩驳他的逻辑，捂着灼痛的脸悲伤地望着他。
我鲜明地体会到了那种疼痛，像被冬天冻结了的器官骤然解冻的感觉，神经在抽搐，一下一下地膨胀和收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