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没有认定我为见义勇为典型，因为他们通过一番详细的论证得出结论：
第一，我救的是自己的男朋友，有私心。
第二，海润的脑袋应该比我的结实，即使是天花板砸下来，也应该不会受伤，说白了，是我自不量力还要多此一举，所以我只能自食其果。
后来阿灵告诉我，实质性的原因是学校的教室年久失修，存在安全隐患，不适宜宣传。
不过学校给了我两方面的优待，一是承担了我住院治疗的全部医药费，二是我全部的功课都不给挂科，无论成绩如何，都能顺利拿到毕业证。
前者，我由衷地感谢他们；后者，对于从小品学兼优的我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
在我住院的前几天，海润一天二十四小时陪着我。我醒来后第一眼看到的人就是他。
他很感动，抓住我的手痛哭流涕地说：“我会爱你一辈子的！我们一毕业就结婚！”
他陪了我几天就回学校上课去了。
几天后他又来看我，拍拍我的肩膀说：“安心养病，别想太多。”
我出院的时候没看到他，是班长和我的两个舍友过来接的我，正好坐满一辆出租车。
那天阳光明媚。我们一路上谁也没说话，都把目光投到车窗外。车到了学校门口，我们下了车，她们三个把我送回了宿舍。
班长说：“你休息一上午，下午再去上课吧。”
她们就走了。
我的一个舍友又返了回来，她抱了抱我，说：“别难过了，为那种忘恩负义的人难过不值得！”
然后又走了。
我一时茫然，不知她说的是什么意思。直到中午吃饭时，海润仍没来找我，我才恍然明白舍友说的“那种忘恩负义的人”可能是指海润。
下午我在我的一本课本里看到一张二指宽的纸条，是海润写给我的：
“出事那天，我爸妈来了，他们死活不同意咱俩在一起，我妈甚至要上吊。长痛不如短痛，我只能说声对不起了。手表就不还你了，我要留作永久的纪念。再见！永远爱你！海润。×年×月×日。”
我盯着这个日期，试图推算出这是出事后的第几天，然而我的大脑就像一台长年不用的报废机器，传动部位已锈死，一时竟算不出来。
那时教室里只有我一个人，春日的阳光从玻璃窗透进来，我的眼前是一片刺眼的白。
很长时间后，我不知道是从梦里回到了现实，还是从现实返回了梦境，我站起来，把那张二纸宽的纸条撕碎扔进了垃圾筒。
我又从桌洞里拿出那张《爱的纪念》的贺年卡，无意打开来，触发了它的开关，但是它的电量已不足，发出的声音已变异，《爱的纪念》扭曲得阴阳怪气。
我敏感地把它合住，然后把它撕碎，也扔进了垃圾筒，同时把我用后半生的健康换来的爱情也扔进了垃圾筒。
我成了一个笑话，无论走到哪，都会有人对我指指点点，他们知道我听不清楚，所以不用刻意回避。
但我还是听到了一些，他们说我是现代版的祝英台，只是我的梁山伯化蝶之后单飞了，留下我一个小寡妇苦守着一座孤坟。
有个男生某次考试没及格，他忘了我在场，大声嚷嚷道：“他妈的，我要是智障就好了！”
其实他说就说了，我听到就听到了，并没觉得很受伤，可他发现我在场时偏偏还要当众道歉：“芦苇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反应有点慢，但我不是智障，我在大学四年的成绩虽然不优秀，但从未挂过科，而我却要承担一个因为智障不必补考的名声。
我想要求校领导撤消那个奇葩的决定，但我没有勇气，另外我怕校领导一生气连承担我医药费的那个决定也撤消了。
某个晚自习上，阿灵把我叫到操场，听我说了事情的经过后她义愤填膺，当时就要去海润的班里闹腾，我死活拉住了她。
她摸着我的耳朵哭了。她是个从不掩饰自己情感的人，想笑就笑想哭就哭，不像我，只会笑，哪怕是被人抛弃的时候。
那个暑假，我仍在秦姐的饭店打工。整个大学的假期和周末，我都在那里打工。
但秦姐对我的态度急转直下，她经常喝斥我，这不怪她，怪我做不好事。因为听力障碍，我总是误解她和顾客的意思。
有一次顾客跟我要五盒“蓝国宾”（香烟），我跑到厨房说，顾客要五份“南瓜饼”。顾客当然不会替我买单，于是我连吃了五天的南瓜饼。
但我还是很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我不知道我从这里走出去还有没有地方肯要我，所以我更加努力，一天到晚脚不着地。
厨师大叔嫌工资低，有些消极怠工，所以他经常指使我做这做那，择菜，洗菜，切菜，准备调料，他有时甚至连炒菜都让我代劳。
我不怕被人指使，是怕没人指使我，讨好别人是我存在的价值。
我体弱，颠不动勺，大叔说，只要扒拉得够快，不颠勺也可以。
我在炒菜的时候，大叔则坐在椅子上悠闲地抽着烟，不时地纠正一下我的错误操作。
我一直担惊受怕，怕顾客觉得我炒的菜不好吃，好在这样的事情从未发生过。
大二开始不用再上晚自习了，我就每晚都去秦姐的店里打工，因为是钟点工，秦姐只给我发一半的工资，对我的要求却变高了，迟到一会儿就要扣工资。
学校的住宿管理也很严格，超过十一点回宿舍，就会被宿管登记，累计的次数多了就会被通报批评，很不光彩。
为了自己的名字不被写在宿舍楼门口的黑板上，我就需要跑得很快，像森林里被猎人追逐的猎物一样不敢停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