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饭店打工还算顺利。
饭店有两层，楼下是吧台和一个小厅，后面是厨房；二楼是一个大厅和几个包厢。
有一个厨师，有一个服务员，就是我。
因为生意一直不太好，老板一直没雇服务员，她自己招呼顾客。
我每天早早地去，迟迟地回，把上上下下擦洗得一尘不染。洗锅涮碗本来是厨师的事，但我如果有空，也帮着干。
伺候人是我的特长，服务员似乎就是为我量身打造的职业。
我话不多，又闲不住，主要还听话，老板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一句怨言也没，而且脸上始终挂着笑容。
老板其实是个很随和的人，她姓秦，我叫她秦姐，她叫我小芦，有时叫全名。
秦姐是单身，老公在一起工伤事故中身故，她得了一笔赔偿款就开起了饭馆。
看得出来，秦姐对我的表现很满意，她常对我开玩笑说：“幸亏我雇了你，要是把你那个古灵精怪的同学雇上，我可要被她烦死！”
她有时问我为什么总是在笑，我答不出，却笑得更灿烂了。
不知道是不是受了我的启发，她在一楼的一面白墙上贴了四个红彤彤的大字：笑脸服务。也不知道是不是这四个大字发挥了作用，饭店的生意日渐好了起来，我也就更忙了。
秦姐本来给我一个月两天的假期，我都没休息，我不爱逛街，也没有特别的爱好，休息下也无事可干。校园里萧瑟冷清，反倒不如饭店里有烟火气。
海润给我写过两封信，说了许多让我面红耳赤的话，还寄来一张电子音乐贺年卡，一翻开就会自动发出《爱的纪念》钢琴曲的旋律。
我每晚睡觉都要把它打开放在枕头边，听一会儿再把它合住，怕把电费完。
除夕前两天，秦姐的饭店要放假，我离干满一个月还差四天，我以为秦姐要等到过完年才会给我发工资，没想到她提前给我发了，按满月发的。
秦姐说这段时间生意不错，我也辛苦，她还给我多发了一百块钱，说是奖金。
我高兴得要死。
仔细算算，当服务员其实比发传单挣得多。就算我天天泡方便面吃，一个月五十也肯定不够，秦姐这里可是管饭的，而且不用出去挨冻。
阿灵让我当服务员简直是最正确的选择，感谢阿灵，感谢秦姐，感谢这个阳光灿烂的冬天，感谢即将到来的春天……
那天是我活到那么大最快乐的一天，我在街上整整走了一天，走得脚都起泡了，可我一点也不觉得疼，一点也不觉得累。
我没勇气走进那些高档的商场，我就在平价集市里挥洒着过剩的热情。
我在新华书店给阿灵买了一本戴望舒的《雨巷》，想起她崇拜沈从文，又给她买了一本沈从文的《边城》。
我给自己买了一件三十块钱的红格子小棉袄，不过当年没舍得穿，过完年就开春了，天气回暖。
最后狠了狠心，花了一百五十八块钱给海润买了一块名牌手表，他说他上课总是迟到。
那年的除夕夜，我独自一人在宿舍过的，当千家万户其乐融融地吃着团圆饭时，我悠闲自在地吃着方便面，我还给自己加了一根火腿肠。
我没有春晚可看，但我有《爱的纪念》的电子音乐可听。
临近零点时，外面的爆炸声密集起来。我站在窗前，看到璀璨的烟花把夜空映照得五彩斑斓，我视线范围里的天空完全是一块动感的锦缎。
那是我此生见过的最美的烟花，真的，我再也没见过那么震撼人心的烟花。
正月初八，我回到秦姐的饭店继续当服务员，又干了十八天开学了，秦姐给我发了二百块钱工资。
我走时，她还挺恋恋不舍的，拉着我的手说：“暑假你再来！”
我开心得直点头。
那时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这个学期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将会改变秦姐对我的态度，改变所有人对我的态度，当然，除了阿灵。
那是开学后不久的一天，我和男朋友海润走进阶梯教室听一堂不分年级的选修课。
我们坐在中间的位置。我在津津有味地听着课，一丝不苟地做着笔记，海润却觉得无味，伏在桌子上睡着了。
我听到头顶传来一阵咔擦咔擦的响声，抬起头看到顶棚的石膏天花板向下鼓起一个大包，旋即分离了出来，被纤维丝揪着摇摇欲坠。
同学们也都看到了，纷纷叫唤着躲避。我推着海润的肩膀叫他，他睡得很沉，就在这时，连着石膏板的纤维丝断裂，一堆白色的物体以重力加速度盖了下来。
我扑在了海润身上，我一直期望被摸的后脑勺被沉重的石膏板结结实实地摸了一次。
同学们都没事，海润也没事，只有我被送进了医院。
我从医院出来的时候，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没毁容，没外伤，但后脑受到了严重撞击，脑部神经受损，我的反应变迟钝了，思维和行动都跟不上正常人的节奏。
我本来就傻，现在更傻了。
以前只是情商低，现在连智商也低了。
最令我苦不堪言的是，我的听力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和我说话的人分明就站在我面前，我能看到他们的嘴唇在不停地开合，而听到的声音却很遥远，好像还隔着一堵厚实的墙壁，嗡嗡嗡地，听见一句，听不见一句。
如果是天生的听力障碍，或许还好点，因为我有过听力正常的体验，对比之下，就让我很痛苦。
不仅我痛苦，和我说话的人也痛苦，他们说：“跟你说话，简直要带个手语翻译！”
我意识到，现在的我是个残疾人。或许以前就是，但以前只是精神上的残疾，现在是肉体和精神比翼双残。
这让我一度自卑不已。
我变得越来越少言寡语，同学们也尽量避免和我交谈，老师也不愿意提问我，我和大家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