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那个女人很漂亮，披着长发，穿着红羽绒服，她似乎带着一脸嘲笑地看着我。
那个男人看上去有点凶，我有点怕他，他打量了我一会儿说：“我们这工作很累的，而且现在天这么冷，你确定要干？”
我点了点头。
我如果不干，五十块钱就打了水漂。
累怕什么，只要能挣钱。
冷怕什么，比大冬天光着头在外面跑还冷吗？
“其实也不累，就是辛苦。”那个男人指着靠墙码放着的一人多高的成捆成捆的纸张，“就是发这些传单，一天发一千张，工资是一天十五，当天结算。”
我顿时激动起来，一天十五，一个月就是四百五，一个寒假就能挣到大几百块钱，足够我半年的生活费了！
我都有些迫不及待了，我问：“我今天就能发吗？”
那个男人抬起手腕看看表，说：“能是能，不过今天剩下半天了，一千张你是够呛了。我给你五百张吧，发完给你八块钱。”
我开心地答应了，心想第一天出来打工就遇上个好老板。
然而当他把一摞传单交到我手里时，我不仅开心不起来，还结结实实地吓了一跳。
我看到传单上的彩图是一对欧美男女……不堪入目。
我叫了一声，失手把那摞传单扔在地上，然后仓惶逃走。
后来我知道那是壮阳药的广告。
我坐公交返回那家信息部。
我心里有气，但我发不出来，而是胆怯地央求那个胖女人给我重新介绍一份工作。
胖女人显然已经得到了我不干的消息，她瞪了我一眼，口气不好地说：“你不干就不干，把人家的传单扔了是什么意思？害得我跟人家解释了好半天。”
想起传单上的图案，我的脸烫了起来。
我说：“我开始不知道是发那些东西。”
胖女人烦躁地敲着桌子说：“五十块钱的工作，就是发那些东西！你要不找一百的吧。”
我问：“那我再交五十是吗？”
胖女人冷笑一声：“嘁，五十是一锤子买卖，是你不干，不是我没帮你介绍。重起重来，再交一百！”
我没交，不甘却无奈地走出信息部。
就这样，我的第一次求职以失败告终，不仅没挣到一分钱，还倒贴进去五十块。我觉得自己好无用。
那时天已傍晚，天空中飘起了雪花。我脸上的皮肉似乎要裂开，穿着单球鞋的双脚也有些发麻。
我站在公交站牌下，公交车过来，我却没上车。
这里的公交车是无人售票，无论距离远近，都要投一块钱。按我老家那个县城的标准，我所在的位置到学校最多只要四毛钱。
所以我决定步行回去，穿过街道，进入一条胡同，这样能节省很长一截路。
胡同又细又长，从这头贯穿到那头。
我走到一半的时候，迎面走来一个披着长发穿着白羽绒服的女孩，那时雪下得很大了，她的整个人和飘舞的雪花融为一体若隐若现。
在我们交汇而过的时候，她忽然横跳了过来，挡在我面前。
我吓了一跳，她笑了，问我：“你是不是××大学的？”
我说是，低头看了看自己单薄的校服。
从小到大，我最合身的衣服就是校服。尤其是上大学后，我最高档的衣服恐怕也是校服，不是每所大学都有校服的。
她说她也是××大学的学生。简单地聊了几句，我知道她叫魏灵，比我高两届，年龄也比我大两岁，算是我的学姐。
她一点也不认生，亲热地拉住我的手说：“我刚才正在默念着戴望舒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然后我就看到你了。而且我一下子就认定，你就是诗中的那个姑娘。”
她的快乐感染了我，但我不知道如何回应她的热情，我只是用小指勾了勾头发，绽放出一个友好的笑容。
她问我：“你是本地人？”
我说不是，我寒假没回老家。
她问我为什么不回，我想了半天最后说：“我爸妈过世了，老家没有亲人。”
这是我人生当中说过的第二句假话，因为真话只能烂在肚子里。
她愣住了，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她用悲悯的眼神看了我一会儿，忽然又笑了，说要请我吃饭。
不容分说把我拉进一家饭馆，点了两份回勺面和一个炒菜。
她说话很快，动作也很麻利，我想拒绝她的好意，根本插不进去话。
她告诉我，她的老家在风景秀丽的湘西山区，沈从文先生的故乡。所以她从小就想当个文人，可是文化课差点，所幸音乐方面有天赋，又经过专业培训，所以按艺考生考进了这所大学的音乐系。
她有个哥哥，已成家，就在这个城市做生意。她现在住在哥哥家，年底一起回老家。
她说到这里，我不由打了个激灵。
我称呼她学姐，她让我叫她阿灵，她说所有人，包括老师都这么叫她，叫得她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我没告诉她我太详细的经历，只说父母早逝，我是靠助学贷款上的大学。
我说我想在寒假打工挣点钱，她问我找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我犹豫了一下，便把找工作的经历说了一遍。
“太过分了！”阿灵把筷子重重地拍在桌子上，“她这是骗人！”
我解释说，不怪人家，怪我自己太草率，我们事先讲好了的，五十块钱不挑工作。
阿灵不高兴了，翻出白眼仁看着我说：“我是在帮你说话诶，你咋还向着别人呢？”
我知道她是好意，但我不会顺着她的意思去声讨那个胖女人。从小我就有个认识，不管我和谁发生分歧，错的一方总是我。如遇两方意见相背，需要我站队时，我就有点不知所措。因为承认了一方是对的，就等于是指责另一方是不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