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冬，以陈重华、任泰升为代表的国民党淅川地方统治势力，打着“防共、反共”的旗号，为抵御解放军的进攻，大兴土木，强固城防。城墙加高，护城河拓宽，明碉暗堡遍布四野。他们征调民夫三万余人，历时数月，扒毁民房千余间，毁坏良田数百亩。数百户百姓被赶出家门，流离失所，在寒风中无处可去。
淅川县城，敌人凭借坚固的防御工事和严密的军事部署，自诩为固若金汤。城西是丹江天险，城东、城北、城南皆是民居和开阔地带，易守难攻。城墙高三丈，厚达四丈有余，墙上筑有上、中、下三道半永久性防御工事，密集的暗堡与战壕相互勾连，构成交叉火力网。城墙外是水深两丈多、宽约四丈的护城河，河外密布铁丝网和雷区。城内守敌为民团三千余人，由淅川县民团副司令任泰升坐镇指挥，甚至还请了日本军官充当顾问。
县城周边的上集、下集、李官桥等地，另有民团三千余人驻守，与县城形成犄角之势，彼此呼应。民团司令陈重华为便于脱身，自己躲在上集用无线电遥控指挥，却命任泰升率部死守县城。
“放饭了——”
随着守卫一声吆喝，三三两两的士兵抬着箩筐走来。挖壕沟的民工们丢下手里的家伙，排好队挨个领饭。每人两个红薯，一碗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粥。
领了饭，民工们三五成群聚拢在一起，坐在地上小声议论。
张老旦愁眉苦脸，咬了口红薯，闷声道：“哥，咱过年之前能回去不？”
王大春摇摇头，叹了口气：“俺咋知道。”
李振南咬了口红薯，嘴里含混不清地说：“快了，俺估摸着再有半个月就能回家了。”
张老旦一听，蹭地跳起来，差点把粥碗扔了：“那太中了！”
一个士兵闻声走来，厉声喝道：“弄啥哩！”
李振南赶忙站起身，堆起笑脸：“爷，木事哩。粥太烫，烧住屁股了。”
士兵狐疑地瞅了瞅张老旦。张老旦赶紧低头吸溜两口粥，烫得龇牙咧嘴，算是蒙混过关。
待士兵走远，王大春瞪了张老旦一眼：“激动个毛！”
张老旦委屈地嘟囔：“咱都出来仨月了，不知道家里咋样了。”
一句话戳中了几人的心事。顿时一个个垂头丧气，手里的红薯也味同嚼蜡，难以下咽。
张老汉出声打趣：“恁是想恁婆娘了吧！”
几人互相看看，又忍不住笑出声来。
王大春嘟囔道：“兄弟之间有啥打的，坐下来好好谈谈不中？”
李振南笑道：“咋，咱两族打架的次数还少了？谈不拢不就得干一架，分出个大小王来。”
张老旦哼了一声：“管他谁当家哩，反正苦的都是咱老百姓。”
张老汉压低声音，神秘兮兮地说：“俺可是听说了，这共产党可是打地主、分土地啊。”
王大春撇嘴：“跟咱有啥关系，咱又不是地主，咱又不是没地种。”说着，瞟了一眼坐在不远处的陈令祖，“那家伙可得高兴了吧，巴不得共产党打过来呢。”
李振南回头望去，只见陈令祖早已吃完，独自起身，扛起铁锨又开始挖沟了。他心里明白：这是担心陈继昌一个人在家无人照料，想早点干完早点回去呢。
李振南心里念叨：“令祖恁不用担心，俺来之前跟婆娘交代了，要多照顾陈继昌。有俺家一口吃的，就有陈继昌一口吃的。”
随即他对众人说道：“上头的事咱操不了那心。吃罢了干活吧，早干完早回家。”
几人一听，三口两口扒完饭，拿起家伙埋头干了起来。铁锨铲土的声音此起彼伏，闷声闷气，像大地的叹息。
1948年4月16日，中央军委电示在大别山区的刘伯承、邓小平：“你们新行动方向是豫西南、鄂西、鄂西北及整个汉水流域”，应“首先夺取宛西四县，然后出汉水”。根据宛西情况，4月20日，刘、邓作出宛西战役部署：决定由陈赓统一指挥四纵主力五个旅、二纵、十纵全部与桐柏军区主力，进行宛西作战，捕歼邓县、镇平、内乡、淅川与西峡口各地之敌。4月23日，陈赓命令四纵十旅、二十三旅打内乡，十一旅打镇平，十二旅打淅川，十三旅和十七师一部打西峡口。务必于5月3日对上述城镇实施突然包围。各部队接到命令后，星夜兼程，均于5月2日提前完成包围任务。
十二旅三十五团、三十六团和上关独立团在旅长刘金轩、副旅长符先辉统一指挥下，于5月1日由鄂西北郧阳出发。三十六团经安阳口陈家营，于2日黄昏抵达淅川县境，由滔河石庙湾渡过丹江，扫清县城外围叶山、下湾等处守敌。三十五团经白桑关、梅家铺，也于2日黄昏到达滔河，由兴华寺渡过丹江，包围了淅川县城。上关独立团于当晚9时左右抵达滔河白亭街，在夜色掩护下悄然渡过丹江，经大石桥到达县城以北的石门、刘营待命。
根据敌人的兵力部署和坚固的防御工事，十二旅旅部决定：由三十五团担任主攻，配属四门山炮，从城北实施强攻，并抽两个连兵力布防城东南丹江南岸，防敌由此逃窜。三十六团负责攻打城东南的奎星楼制高点，并抽部分兵力把守城东石家营一带，以阻击李官桥、老河口、内乡方向增援之敌，同时防止城内敌人由此逃窜。上关独立团负责攻打城西，并抽调大部兵力继续出击大石桥、清风岭之敌，控制城西北903高地，阻击西面援敌，保证攻城部队西北方向安全。
5月3日6时，解放军发起总攻。在炮火掩护下，三十五团首先破除城东花园的地雷群与障碍物，击溃守敌，攻占该要地。然而，当部队冲到护城河边时，突遭暗堡内敌人疯狂扫射，部队伤亡惨重。加之对护城河宽度侦察不够准确，浮桥板搭不到对岸，攻击受挫，只得退回。
5月4日凌晨4时，解放军再次攻城。投弹组的十七名勇士在敌人密集炮火下，前仆后继，匍匐前进。刚摸到护城河边，昨日未暴露的敌暗堡突然射出密集弹雨，投弹组战士被迫退回。此时四门山炮中有两门在发射时将民房震塌，炮身被压在瓦砾下，无法及时提供火力支援。攻城部队再次受阻。
5月5日8时，攻城部队组织第三次进攻。敌暗堡火力强大，交叉互射，攻击部队伤亡很大，攻城又未成功。旅部遂命令暂停攻城，召集各级指挥员研究对策。
当日夜，攻城部队发起第四次总攻。这时，中共地下党北街支部的党员许茂林、康士贵、杨惠清等人摸到县政府院墙外，用手电向空中直射，为攻城部队的炮击指示目标。炮弹接二连三落入县政府院中，炸得敌人乱作一团。恰在此时，城东门被炮火轰开缺口，守敌顿时大乱。担任主攻的三十五团从缺口冲进，占领城东门。三十六团和上关团也越过护城壕，冲到城下。
匪首任泰升仓皇率部准备从西门逃窜。这时，长期受反动派欺骗宣传的群众也蜂拥至城西门，争相出逃，人群一下子将城门堵得水泄不通。任泰升见无法通过，竟令随从用机枪向出口处的群众疯狂扫射。百余无辜百姓倒在血泊中，至死不知自己是被自己人杀死的。
这时，解放军的炮弹击中了城门内存放的煤油桶和弹药。霎时间，烟火冲天，弹片横飞。任泰升乘乱带领少数警卫人员窜至城东北角，从下水道狼狈逃窜。
1948年5月6日凌晨，解放军经过三天三夜的艰苦战斗，终于攻克淅川县城。城头的青天白日旗被扯下，硝烟中升起了新的旗帜。
这场战役，共歼敌三千余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解放军伤亡指战员二百余人。
城破之日，被征调的民夫们扔下铁锨，发疯一般往家跑。张老旦边跑边哭，也不知是高兴还是害怕。王大春和李振南并肩跑着，谁也没说话，只听见粗重的喘息和脚板踏在泥土上的闷响。三个月了，终于能回家了。
1949年3月1日，中共河南省委在开封成立，李雪峰兼任书记。3月7日，河南军区成立。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渡江战役前后，河南全省人民以各种方式热情迎送解放大军。据不完全统计，全省（不含豫北）供给粮食一亿四千万斤，动员民工二百一十八万五千余人。男女老少推着独轮车、挑着担子、赶着毛驴，汇成一股浩荡的支前洪流，为渡江战役的胜利和全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许多民工送完军粮回来，脚上的布鞋早已磨穿，脚底板全是血泡。
1949年5月10日，河南省人民政府成立，吴芝圃任主席。5月30日，中央批准张玺为省委书记，刘杰为副书记。河南省委领导黄河以南的郑州、洛阳、陕州、南阳、确山、潢川、淮阳、许昌、陈留、商丘十个地委和开封、郑州两个直辖市委。6月，人民解放军攻克国民党军盘踞的最后两座县城——灵宝和阌乡。至此，河南全省基本解放。
1949年春季和秋季，全省连遭水、旱、虫、风、雹等自然灾害侵袭，仅秋季受灾面积就达一千九百万亩，受灾人口四百万人。饥荒的阴影尚未散去，老天爷又来雪上加霜。为尽快恢复农业生产，5月22日，河南省委召开全省农业会议，确定以恢复粮食生产为主的农业生产方针。各级党委、政府通过发放贷款、以工代赈、组织群众开展副业生产等措施，带领人民与天争命，取得了生产救灾运动的胜利，使凋敝的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
1949年4月10日，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在开封召开河南省首届财政会议。6月21日，省政府颁布《河南省暂行财政制度》，决定将农业税、营业税、田赋等主要收入划归省财政，凡区以上部队机关各类费用均由省财政支出。市、县地方财政收入，按省财政收入中农业税及营业税的一定比例征收粮食、款项及房租税。市、县范围内的公营事业，均由市、县财政支出。这一制度对加强全省财政工作领导、实行统收统支、克服混乱现象起到了巨大作用。到1949年下半年，全省财政工作逐步走上正轨。
1949年6月16日至26日，为巩固人民政权、安定社会秩序，省委召开中共河南省第二次代表会议，确定剿匪为下半年全省中心工作。会议划分剿匪重点区和一般区，部署兵力，动员全党全民集中力量展开剿匪斗争。会后，省委接连发出指示，对剿匪斗争的政策、组织、城乡协同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按照省委部署，剿匪斗争在全省范围内迅速展开。
到1949年12月底，河南全境股匪全部消灭，散匪大部肃清，主要匪首基本被抓。全省毙、伤、俘、投降、登记、悔过土匪共计十三万二千二百八十五人，其中团以上匪首二百四十八人，缴获长短枪十五万七千七百零九支。为祸多年的匪患基本肃清，老百姓终于敢在夜里睡个安稳觉了。这为接下来的反霸减租、土地改革、发展生产和社会治安打下了坚实基础。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选出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完成了建立新中国的各项准备工作。9月27日，中共河南省委发出关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扩大宣传指示。28日，平原省成立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筹备委员会。在河南、平原两省省委领导下，黄河两岸人民翘首以盼，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北京三十万群众齐集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消息传到淅川，传到王村，传到每一个熬过了战争岁月的村庄。人们从屋里涌出来，从田里跑回来，从山上赶回来。有人点燃了过年才舍得放的鞭炮，有人敲起了蒙尘的铜锣。老人们泪流满面，年轻人振臂欢呼。李振南站在村口的大槐树下，想起李拐子，想起那些没能等到这一天的人，嘴唇哆嗦了半天，什么也没说出来，只是抬起袖子擦了擦眼角。
1950年5月1日，第四野战军解放整个海南岛，将红旗插上了天涯海角。到1950年6月，除西藏、台湾和少数沿海岛屿外，全部中国领土均已获得解放。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字仪式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隆重举行。根据协议，人民解放军于8、9月间分四路进藏，10月26日顺利抵达拉萨，实现了西藏和平解放。至此，祖国大陆全部解放。
一个旧时代结束了，一个新纪元开始了。
那些从战火中活下来的人们，拍拍身上的土，擦干脸上的泪，扛起锄头，推起独轮车，走进了新的日子。地里又长出了庄稼，烟囱里又冒出了炊烟。日子还是苦，可人们心里有了盼头——这往后，总该一天比一天好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