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35年，君士坦丁一世给被软禁的妹夫李锡尼加上了叛乱的罪名并将他处死，确定了自己是罗马唯一的统治者的地位。
君士坦丁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继承和发展了戴克里先所建立的体系。他完善了专制君主制度，严格的君臣礼仪，进一步强化了官僚机构和国家机器，试图以铁腕政策来克服罗马所面临的的经济危机。但这种做法使得本来就已经非常臃肿的官僚系统更加的庞大，财政负担更加沉重。对于各行省，君士坦丁保留了戴克里先时期的划分，限制了地方长官的权力，将行省政权和军权完全分开，把行省驻军彻底变成了地方名团。解散之前失控的近卫军，建立宫廷卫队，这只不过是换汤不换药，其目的还是加强皇帝直属部队。
由于强制老兵将自己的子嗣送入军队，仍旧不能满足军队的需要。君士坦丁于是继续扩招满足，并允许他们担任高级军官，罗马军队进一步蛮族化，战斗力也继续下跌，但是君士坦丁时期的罗马军队还是可以击退外敌，拥有保卫自己国家的实力。
在政治体制上，君士坦丁明白戴克里先所倡导的“四帝共治”制度的弊端，并试图向废除这一制度。但君士坦丁执政后，他发现，他也不可能独自管理如此庞大的帝国。因此，君士坦丁不得不在公元317年，任命自己的长子克里斯普斯为“凯撒”成为继承人，同事负责治理西部罗马。
公元326年，君士坦丁巡游西部，来到罗马城，但推崇基督教的他拒绝参加传统诸神的庆祝游行。他的这一行为激怒了罗马人，之后，直到去世，君士坦丁也未再踏入罗马城。
同年，君士坦丁的接班人，长子克里斯普斯发动叛乱失败被杀。另外有一种说法是他被继母，君士坦丁的第二位妻子法乌斯塔所陷害。从既得利者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后面一种说法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君士坦丁处死克里斯普斯之后，就任命法乌斯塔所生的三个儿子为“凯撒”。其中，君士坦丁二世统治西班牙、高卢和不列颠；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统治亚洲和埃及；君士坦斯一世统治意大利和北非。加上君士坦丁一世本人，罗马实际上又恢复了戴克里先的“四帝共治”制度。当然，这次事件的根源还是在于君士坦丁一世对于自己这位能力极强的长子，产生了强烈的嫉妒和不信任。
经济上，君士坦丁一世更加迫切的需要获得稳定的税源。他的手段也更加激烈，残酷压榨各阶层的同时彻底固化了罗马的阶级。公元316年和公元325年，君士坦丁一世颁布敕令，禁止贵族和公民离开所在地，世代负担国家的赋税和劳役。又在公元332年的敕令中，明确禁止了隶农从一个庄园逃到另外一个庄园。收容其他庄园逃亡隶农的奴隶主，不仅要将这些逃亡的隶农交还给原主人，还要支付逃亡隶农在庄园上居住时间内所应交的税赋。逃亡的隶农则要像奴隶一样被带上镣铐。公元317年的敕令中，君士坦丁将手工业者的一生都固定在自己所属的行会内，并负担国家的税赋和劳役。皇帝所属的作坊内的手工业者还要被打上烙印，以防这些人逃跑。
对于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奴隶，君士坦丁也颁布了相关的法令。法令规定奴隶主可以将“不守规矩”的奴隶鞭挞致死，而且不需要负责。这实际上是恢复了在二世纪已经取消的奴隶主任意杀死奴隶的权力。逃亡奴隶之前只是抓回来交还给原主人，但新法令则要求将他们送去矿山劳动或者砍掉双腿。
三世纪初，塞维鲁王朝的末代皇帝亚历山大·塞维鲁曾经准许二十岁以上的自由民卖身为奴，但到了戴克里先执政的时候就禁止了这一规定。进入君士坦丁时代后，他正式宣布，允许自由民出卖自己的子女为奴，这等于完全违反了罗马这个国家建立之初的“罗马人不得为奴”的基本准则。君士坦丁一世还赋予了奴隶主将所谓“无理的”被释奴隶连同其子女一起重新变回奴隶的权力。
总体上来看，君士坦丁一世统治下的奴隶、隶农和普通自由民的生存状况急剧恶化，中产阶级的权利也被剥夺一空。虽然，君士坦丁一世也象征性的颁布过一些保护平民的法令，但完全得不到推行。因此，有观点认为，罗马奴隶制和古典文明的灭亡就是从君士坦丁一世对全体人民实行普遍奴役开始的。
改革的同时，鉴于罗马帝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逐渐东移。公元330年的五月十一日，君士坦丁一世将罗马首都从罗马城迁到了拜占庭，并将拜占庭城更名为新罗马城，后世则称其为君士坦丁堡，也就是当今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
公元337年，君士坦丁一世生病，他来到尼科米底亚接受了洗礼，正式成为了基督徒。在五月二十二日去世，随后被葬在了君士坦丁堡的圣使徒教堂，享年六十五岁，在位三十一年。
君士坦丁一世去世后没有明确的指定接班人。他的死后，三个儿子和两个侄子展开了残酷的争夺，罗马帝国重新陷入了混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