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总是把留学生叫做富二代，但我清楚我和苏菲家境在国内只能算是普通。苏菲对我说虽然学的是会计，但不敢算父母为她出国留学花了多少钱。虽然她父母没有让她还，但她也知道父母盼着她找到一份高薪的工作。她学会计就是因为这个专业更实用，而她现在也为前景而迷茫。我想这也是她对温莎有那么大怨气的原因。
布尔迪厄在《继承人》里说：对于一些人来讲，学到精英文化是用很大代价换来的成功；对另一些人来讲，这只是一种继承。
刚入学的时候，学校让我填过一个调查表，问我是不是第一代大学生。我后来才知道这个问题背后是严肃的代际传递的教育不平等问题。而这个问题对中国学生来说失灵了，因为1999年中国大学才扩招，许多学生虽然是第一代大学生，但不代表家境极度困难。我其实很想找个词形容我这样的留学生，却又不知道怎么总结。
这段时间有个中文新词叫“小镇做题家”，它通常被用来指代来自经济条件、社会地位较低的原生家庭，考试成绩较好（一般认为下限是能进入211大学），但除此之外别无特长的青年。英文也有个词叫“寒门幸运儿”（privileged poor），出自《寒门子弟上大学》，意思是凭借超常的努力，冲出贫穷社区，踏入美国精英大学的群体。而像我和苏菲这样，成绩没有那么突出，家境也没有那么贫穷，却因为国内房价猛涨或者经济腾飞，幸运地出国获得教育的人，虽然有着共同的特征，却没有群体的名字。
我看过一本书叫《留学生的野心与焦虑》（Ambitious and Anxious）讲的是留学生们拥有野心和焦虑双重属性傍身。我们这一代留学生都是独生子女政策的产物，作为家庭唯一的希望，承受着父母的期望与压力。父母尽其所能把所有的资源都投资到孩子的教育上，有的父母向亲戚朋友借钱，有的卖房，有些人同时从事多项工作以支付孩子的费用在美国学习。
书里显示大多数这一代留学生都不属于富裕阶级，比如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有三分之一都在学校打工（因为签证原因，不能在校外打工）。里面还有个让我觉得很现实的故事，作者在美国做调查的时候，一个美国学生问她为什么那么多中国学生都想在学校食堂工作，难道他们不是很有钱吗？更残酷的数据是四分之一的人每周都打工超过10小时。我想如果调查加拿大的华人留学生打工情况，估计会有比这个更大的数字，毕竟公认加拿大留学比美国便宜，学生家境更不如他们。
苏菲说她父母都没出过国，她爸爸下班后为了多赚钱而经常开车送客人去机场，在路上经常会讲起她这个让他们骄傲的女儿。他们都想象苏菲在这边生活的地方是繁华的、富有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世界社区，这时我理解了苏菲对温莎的幻灭。加拿大的小镇我觉得很像国内的县城，空旷乏味，出租车都不多，和我们过去生活的城市是完全不同的构造。
苏菲的爸爸出身农村，虽然没受过很高的教育，但很勤劳，开了个小公司，因为疫情和进出口困难等，现在赚不到什么钱，晚上还要兼职开滴滴，她的母亲现在周末在餐馆打工。我又想起来她给我看她和她妈妈的微信记录，她说“不想干了”、“很累”，我意识到她其实并不是因为娇惯而想要离职，而是在对母亲撒娇。她的父母凭借不懈的工作送她出国，希望她能有更多的选择，更好的生活，而她总觉得会对不住父母的辛劳。
我想起纽约时报描写国内大学扩招的新闻标题——“圆了大学梦，碎了翻身梦。”如今许多政治言论都在强调让更多人进入大学的重要性，而且确实有很多证据证明，提升学历可以带来更好的财务前景。但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的今天，良好的教育可能已经无法确保你不在贫困线上徘徊了。我甚至看过报道说美国1/3的接受贫困救助的有大学学位。《华尔街日报》也有篇文章说读研带来终身贫困。尽管苏菲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远低于她自己，但在经济上却更为宽裕。苏菲的生活也不像父母期望的那样拥有更多保障，当然也无法复制他们本被期望遵循的生活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