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被庆娃子的爷爷骂过两次，一次是我在他种的南瓜里边儿拉了稀粪，一次是我在他家垓阳拉了干粪。前者是兴起，找乐子，纯属故意。后者是憋急了屎，恰巧出现在那里，实属无奈。他爷骂我，骂得难听，但他没有，他也不该骂我，我每年带他去石螺老家摘自家的和别家的李子，经常是允许他拿大麻袋装，即便那李子有时还没熟。
外婆说:“你们看那庆娃子，一天又是弄猪草，又是挽柴，又是扫屋，自脚帮屋里分担活碌。再看看你们，吃是要吃的，做是不得做的，吃起来少不得一口，喊做个啥子不是×痛就是胯痛，动不动还要钱。”然后长篇大论地数落我们，却夸他懂事、老实，嘴巴也甜，见人就喊，哪哪都比我们强，让我们学着点儿。
他能干和懂事我是承认的，出了校门，我们找他，他总是没有时间。不是要割草、就是收拾屋。几乎能干的活都干，摘秧子、打谷子、喂猪、收麦。明明跟我们一般大小，已生出正儿八经农民的手。细看，手拇指绉绉的，破了些皮，指头又大、又扁、又短，一点儿不好看。跟外婆出坡，有好几次撞见过他，总是在干农活，见我们就要喊:“三妈，健壳儿，在忙哎！”
我不服气的是外婆说他老实，说我们不如他。他才不老实哩！他曾说他家有件“艺术品”，要带我去见识见识。我认定是他祖宗传下了了不得的古董，没想到到了他家，他却指一块瓷砖嬉皮笑脸地说:
“看，艺术品。”
“艺术个毛，逗我呢。”
他就把磁砖翻过来，正面印着一个裸女。
“这还不是艺术品？给你找个婆娘呢。”
过了四年级，从柳林小学到大寅小学，我和庆娃子被分配到一个班。自觉坐了一桌，开学第一天却还是出了丑。原因是上课班长喊起立，我们傻×一样蹴着没动。不过这哪能怪咱呢。柳林没这规矩，连上课铃声也没有。
他就说:“狗日的还搞得高级”
我觉得他说的真对，经历这跨越地域和境界的升学，自己的确高级了，有种农村人升华为城里人的优越感。但后来却一度在和某些镇娃相处的过程里展现处“另类”，就走得更近，心照不宣地达成诸多地共识。譬如星期一去学校场子中心的零食店一人买一包三块五毛钱的大袋辣条，等宿舍一熄灯，别人回了床位，才拿出来吃。总在夜里睡前聊一些人和事，谁让班主任扣了分，班主任就让他自己交五毛钱到学校把分补了回来。谁和谁耍朋友，在黄果树的后面亲了嘴，还嘲笑那女生怎会看上这样一个龅牙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