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攀不是驼背儿，但我一直叫他攀驼背儿。我和杨攀曾在作业本上写一段话，并用圆珠笔图红的大拇指盖了手印，至此我们的关系便达到顶峰。那话是这样写的：
“今天开始李×和杨攀结为兄弟，以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苍天为证，违背誓言，天打五雷轰。”誓言的誓字不会写，还特意查了字典，我便深深地记得。
为了遵守誓言，那段时间他买了辣子杆和辣子皮总分我一半，我的作业总拿给他抄。张老师罚我站，他也起立了，张老师就以为他食物中毒还没好，连忙问他：“杨攀，有啥事？”他说：“我脚麻了，站哈子。”张老师真信了，他就转过来用一副很了不起的表情看我。这被人发现了，下课后就问他干嘛，他说我们是好哥们儿，要有难同当的，那人就夸我们是梁山好汉，以后要携手做成一番大事业。但我们并没有做成大事业，不久以后就回归平淡了，原因是我和他打跳，他踢了我的下体，回家后我就给外婆说了。第二天外婆气势汹汹地找到学校，也不管正在上课，站在教室门外张口就冲里面喊：
“张老师啊，你们班是不是有个叫杨攀的？”
“咋了？有啥事。”
“啥事，他一脚把我屋健娃子××都踢肿，要得呀？”
张老师就问：“杨攀？是不是，要不得哈。”
外婆说：“那不是纳闷，那里踢得呀！你给他说，喊说以后在呢闷，我要整人咯！”
下课后，杨攀就过来找我，说：“你给你婆婆说了？”我说：“我也不晓得她要跑学校来。”他就说：“我看白你了。”
再后来大家离开柳林小学去镇上读书时，我们已不在一个班，他读普通班四班，我读实验班一班。一次在小卖部碰见，他已染了黄头发，两只手插在兜里，正和两个留着长发同样风格气质的人聊天。我就如往常一样给他打招呼：“攀驼背儿”，他是听到了，瞅过来瞪我，头后甩了一下，刘海也跟着甩到一边，就和那两人过来了。他走过来就推了我一下：“攀驼背儿是你叫的吗？”然后又用手指着我的头，说：“你给老子小心点儿哈，下次在这样喊，哪个儿不打你。”他旁边的胖子又立马补了一句：“听到没！”至此，我不敢多说一句，只得点头，但我想我们的关系算是彻底破裂了！
我之所以谈起杨攀，是想到了一路走来遇到的人们，他们不少与我从陌生到熟悉，谈了不少的话，做过不少地事，又渐渐地无话可说，从熟悉再成了陌生，甚至反目成仇，从此没有接触。
我自认为自己对朋友是没有准确概念的，一些要好的和自己三观相投的人也许只和你走过很短一段时间，然后就慢慢销声匿迹。一些三观和自己本来有差的人，却藕断丝连，成了所谓的朋友，时有聚在一起谈天说地。就有一种觉得——炙热、真诚而永恒的友情是难以存在的！在纯粹的年龄段我们不会想到事物、环境、价值观和人性等对友情的挑战，只是感受，不做思考。而当我们不再纯粹，切身实际能感受到问题时，才发现并非所有的问题都有处理的办法。我们必须承认每个人是不同的、独立的，倘若无法切身实际地感知别人的所想，也就最好不要胡乱猜忌，妄做定夺；我们必须承认不完美的、有瑕疵的、甚至是真挚但短暂的友情，并尽可能以积极点心态对待，这样也许才能更大可能地获得长久的友情。
具体怎样和他们认识了？自己都已经忘了，柳林人丁兴旺，我从石螺下来，或是注定了要和他们认识的。
关于万娃子，小时候大家都叫他春菠萝，他是单亲家庭，从小缺乏父母管教，因为家里原因，据说读完柳林小学毕后就没读了。柳林就有人常谈他的可怜身世。但前两年过年见过一次，他长得出乎意料的壮硕，留着浅发，骑着一辆崭新的摩托车，提了一合火纸，路过外婆的地坝时和在场所有人打招呼。有些人似乎天生就这样，不怕生、外向，用网络流行的一个术语就叫社交牛逼症！这样其实挺好，一时都忘了他那常为人叹的“可怜”身世，即便许久不见和他交流起来也完全没有压力。寒暄了几句，我问他：
“现在在哪儿嘛，干啥？”
他说：“干啥？干大事塞。”
我又问：“啥子大事嘛！”
他就趾高气昂了起来：“哎！说了你也不懂，麻×一天问道啥子嘛！”随后舅母和母亲出来，他又转过去跟她们聊起来，还论起了辈分，教该怎样怎样喊。直至最后无人与之搭话了，他才骑着摩托车离去。他走后，大家倒又聊他起来，说他没大没小，见人就说自己辈份，明明才二十来岁，又弄得好像柳林所有人都是他后辈似的。母亲就问：“那他提合火纸是给哪个拜坟吗？”
舅母说：“他二老汉，前两天才去过，今天又去了，不晓得哪个想的，怕是老壳有问题了。”
母亲就又对着我说：“哎，你看嘛，健娃儿！没得个好爹妈，多体面的个娃儿，好可惜嘛！”
我倒没有瞧不起他，也没有可怜过他，万娃子是一个正常的人，我是对他有过恶行和亏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