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余华，怕是要追溯到大学时代，读了他的小说《活着》，也是第一次觉得小说居然可以写成这么富带情感。作者笔下的主人翁，是现实当中的一个个缩影，只不过随着写作人的思想变动而变动。活着的徐福贵，穷极一生的麻木乐观，在一次次短暂的幸福中，依然友好的相信这个世界是美好的，这个社会是和善的，没有一句抱怨的话。
再来看看《文城》中的主人翁，本是佃农，算得上富贵人家，田大肩上的娃娃终有一天成了一城的英雄，可歌可泣。如果把福贵经历过国共内战、到建国、到大跃进、再到文化大革 命的命运多舛比作黑暗中的光明，那么林祥福就是在光明中摸索着黑暗，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是为大义，是为真情，是为找寻心中却找不到的文城的信仰。
俗话说得好，一个篱笆三个桩，就像一桶水的承载量是由最短的那条决定的。祥福是幸运的，在人生最艰难的时候遇到了一生的知己：陈永良和李美莲夫妇。林百家可以说是他活下去的信念，吃百家饭长大的闺女，把李美莲看作自己的母亲，十三年的朝夕相处，有时比血缘更加重要。倒是百家以及下一代孩子的以后，文中没有写到，但这里也不难猜到。从父亲对百家的言传身教就可以看出一个长辈对子女的期待，毕竟当时的社会，军阀混战，土匪横行，拥有自保能力是活下去最基础的保证。袁世凯的复辟帝制，不得人心，草草收尾；1912年的辛亥革 命，同盟不同心，自然是南柯一梦；五四运动，唤醒民众，民 主科学，两大旗帜，高高飘扬。正如李大钊说的那样：“我盼望，从今以后，每年在这一天举行纪念的时候，都加上些新意义”。我想林百家以及和她一样的新青年，必然会成为其中一员，为了真理，为了信念，就像她父亲那样，成为一个英雄。
所遇并非所求，所求也并非所伴。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应该做的事，每个年龄也是如此。祥福的前半生可以说是为了自己生活，而余下的半生，化为了四个部分：一是为了寻找有小美的文城；二是为了林百家；三是为了十三年生死之交；四是为了心中无法磨灭的民族大义。整个生命中，主人翁各个阶段遇到的都可以算是一种福分和挑战，因为在他眼里，始终相信这个社会是充满正义的，即使环境条件再恶劣，人性再怎么多变，只要心存善念和执着，就可以上对得起天，下对得起浩然正义。哪怕是祥福在面临刀入脑袋的时刻，也没有半点退缩，在他心里，情谊、责任、大义比起生命更为重要，所以整个溪镇的百姓，不管是富商、佃农还是蹒跚学步的娃娃，都把祥福当做一名英雄。
花了一晚及一个半天的时间，粗略的看了《文城》，自然感想也不会有多么深刻，但好歹或多或少还是有所启发。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在生死考验中，大多数人选择了有选择性的活着，余下的深深的印刻在亿万国人心中。正如人民英雄纪念碑屹立在天安门城楼前，庄严、严谨、正应了建筑物本来的意义：纪念死者，鼓舞生者。把视线拉到当下，滚进的社会潮流，鞭笞着青年一代，不分白天黑夜。男男女女们在这多元化的思想中，逐渐被同化，少小读书时的美好愿望，或者说是敢于追求的勇气，正在一步步退化，甚至消失殆尽。这是一个社会的悲哀，是几代人最不想看到的现象。教育者存在的意义就是让教育变得有意义，而不仅仅只是教育过；活着的人啊，总归要有家国情怀，而不是活过，哪怕短暂的一生，也可以是繁花缀满地，自是有情人。
华夏民族的宽广，不仅仅是特有的精神传承，更是一代代人敢于追求，敢于创造得来的自我满足和荣誉，假使不存在这样的人或者先行者，那么就不会有什么后继有人。前者已说过：这是一个社会的悲哀，甚至是一个民族的悲哀，谁都无法剥脱，或者说如何验证这句话的可信度有几分。此时此刻，想到有句老话讲得好：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至于前人如何栽树的，历史好像从未有过涉及，倒是把后人如何乘凉写的淋漓尽致：白发老者对弈树下、风筝少年围树奔跑、赶脚大汉靠树小憩等等。你看，像祥福这样的人，在那个时代应该算是不多的，有多少人愿意放弃原先非常好的生活环境，去追寻不知道将来的路途，我想更多的是不满现状而不得已踏上去往他乡的道路，或许心有不甘，但终究会心也平平，少许有的圣者成就一番功业。
像祥福这样的汉子，是幸运的，所遇皆是人间至善；是幸福的，所伴都是人间至美；是平凡的，所求皆是人间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