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雄心如夏花一样易于枯萎
我的热情如流星一般易逝
这或许就是被你厌弃的原因
敏感又脆弱
多情又胆怯
天生的缺陷 总是让人倍受煎熬
与你 与我 毫无二致
可有什么办法呢？
美丽的花朵 吸引蜜蜂
也引诱害虫
朦胧的月色 撩拨男女
也包庇犯罪
我回深圳那天恰逢“六一”儿童节，可迎接我的不是鲜花掌声，而是一段由开车师傅们编造出来的绯闻。绯闻之所以存在肯定有其产生的原因，只是对于一个四肢不很发达头脑亦很简单的搬运工来说不免有些抬爱。绯闻的大意是说我遭女友劈腿，回深圳治疗情伤。至于那段感情的起因经过高潮和结尾更是被他们渲染得有鼻子有眼，其中还有催人泪下的浪漫想象。我作为悲催的男主角选择在这样敏感的时期过来显然吻合了剧情需要的发展。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我知道辩解比我扛一车板还累：他们幸灾乐祸的眼神正好戳中了我那颗敏感又脆弱的心，让我在一件不愿细说的事情面前还得花空心思来伪装自己的无动于衷。
6月1号凌晨2点时分，司机陈师傅把我放在水官高速“平沙”收费站外面坚实的水泥路上，随即调转车头，赶去卸货地。在远去的引擎声中，我拨通了父亲的电话。十多分钟后，父亲开着小货车来接我。四目相对，少有喜慰，有的只是莫名的拘谨，这种对父亲的敬畏感如影随形。尽管五个多月前我跟他翻了一次脸，可至今还未消化心中的歉疚。怎么说呢？以下犯上总是不好的，但骂也骂了，中指也竖了，就差动手了，想来也只不过是双方对彼此几年来积压不满的一次剧烈释放。我可以保证，以后再不跟父亲针锋相对，但我一定要让他承认自己是错的。
父亲是年后和我一起从家里出来的。他此行的目的是为填第一次来深圳挖下的坑。千禧年，父亲和大表哥合伙买了一辆轻式货车来深圳发展。车款绝大部分是二舅筹集的。所以，在他们闹散伙时，父亲少有话语权。01年的一个年前夜晚，大表哥跟小表哥来我家算账。跟以往那些追债的套路一样，先是客套的寒暄，接着是激烈的争执，然后有一段蚀骨的安静，最后便是无奈地妥协。商定的结果是父亲答应还大表哥两万块。07年年底父亲还了一万。11年秋，大表哥建房缺钱，父亲囊中羞涩，只能答应来年来深圳“用工抵债”。说心里话，我对大表哥还是很感激的。97年，我家遭遇天灾，无容身之所，得到他的大力帮助，才在镇上买下了那栋安身的小矮屋。没搞运输前，他在“大河下”的桥边开了几年杂货店，他送给我的那把塑料转轮手枪是我童年最好的礼物。后来，他和父亲合伙买车去深圳发展，尽管最后搞得不欢而散，可那几年我们三兄妹的学费都是他筹措的。可自从他们三兄弟合伙经营物流公司起，大表哥不仅把他多年跑运输的积蓄耗尽，还连到背上了债。如果大表哥一心一意开他的货车，不要说建房不差钱，就连他自己的车队都可能有了。现在，四十出头的他已满头白发，时刻还忍受妻儿的埋怨和旁人的嘲笑，我不免有些同情他起来。
金鹏B区16栋地处偏僻，前面是嘈杂的混凝土搅拌厂，侧面紧邻一片规划齐整的坟山，后面是陡高的金山仓库。里面只有三栋楼房，连接外界的纽带是一条六七米宽的水泥路。公司租用的仓库在靠近大门那栋楼房的底层中间位置。员工宿舍则较为分散，司机住在仓库楼顶的板房里，搬运工等人住在另一栋的二楼。我过来时板房里已没有空余的床位，好在每晚都有过顺德的司机，我的名声反正给他们玷污了，见缝插针，我也没再跟他们客气。
清晨的16栋安静祥和，笼罩在淡淡的薄雾之中。两条黄狗竖着耳朵，匍匐在园区的大门口，时刻保持着警惕。上晚班的保安坐在正对大门的铁棚下，哈欠连连地伸着懒腰。对面的楼顶不时出现两三个模糊的身影，他们手扶一米来高的围墙，打量着眼前这些好像也刚出梦中醒来的事物。太阳慢慢升起，露出了明媚的笑脸，发出了温柔的光芒。醒来后的父亲总会花些时间，坐在桌前，拿着小剪刀，对着小镜子，力所能及地剔除头上的白发。清风携着晨雾，透过窗户的缝隙，渗进来，吸附在他松弛的肌肤上，他打了个激灵，不由自主地加快了手在头上摸索的动作。
父亲白天忙碌，晚上倒没什么事。所以，每晚在昏暗的板房前，我们父子俩少不了一番长谈。
“现在你有什么打算？”
回答此类毫无头绪的问题时，我总是低着头，回话也如蚊吟。清凉的晚风从旁边的坟山刮来，吹不散弥漫于空气中的焦躁味道。显然，父亲是经受过考验的人，尤其在我没下限的作弄里练就了过硬的心理素质，在一种凝重的氛围里，他还能列举陈年久月里带给他感动与力量的事例，其中还不乏我的闪光片段。父亲越说声音越低沉，他像是悟透了自己一生坎坷的原因，只是改变的希望何其的渺茫，所以，对于裹足不前的我，除了难言的失落外，或许还有了一丝的绝望。
公司里有一个搬运工是大表哥的小舅子，三十五六了，还孑然一身。16栋对他而言就像避难所，外面混不下去了就回来暂避一段时间，哪天厌烦了又编造借口离开。父亲常拿他作反面典型敲打我，我心里虽不舒服却无力反驳，起码我连出去闯荡的勇气都没他强烈。不过，有两三次他眯着眼睛问我是否可以顶替他的位置免除他要走的后顾之虞时，我倒不留余地斩断了他的妄想：“不好意思，我不会再做搬运工。”
“哦，那你又能做什么？”
“我……”
回深圳后的半个月，我就是在这种稀里糊涂的状态中度过的。16栋俨然是一座堡垒，为我屏蔽了很多麻烦。我懦弱的性格也不是才形成一天两天，被残酷的现实催逼一番或许会做出些改变，但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却异常困难。我第一次出16栋是和大表哥他们去丹平市场理发。虽已过去四年，可我仍记得走进它所受到的冲击：来自外面丹平快速路上的喧嚣杂响像潮水一样渗透进来，我躲闪礁石一般避开那些阻断道路的摊位；表哥们时常被人潮淹没，我仓皇四顾心中有凫水时体力不支想上岸的焦急。
理完发，我仍没有急着去找寻自己的出路。我又在闷热的板房里躺了十多天，为的是“激发”前行的勇气。记得每次高考后，我总要花几天时间来聚集心中的悲伤，为的是在向父亲禀报惨痛的结果时让他多些担忧与关爱少些失望与无奈，这种做法能间接减轻我的负罪感，尽管看上去跟自欺欺人无异，只是几年来一而再再而三的反省让自身都出现了免疫，内在的机制或许就是良心开始反感并抵触这种卑劣的行为来，所以为迸发出前行的勇气将心境调整到绝望状态所需的时间越来越长，过程也越来越别扭和困难。其实，六月底的那个昏暗上午，我坚定地迈向京基100也不是受勇气的摧使，而是上当多次的父亲已有所察觉，在卑劣的伎俩即将被戳破时我无奈做出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