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宣侠父离校
黄埔军校开学两个月后，出了一件大事，轰动了全校。这就是有个学员与校长蒋介石公开对抗，毫不妥协。
这个学员名叫宣侠父，浙江省诸暨人。1924年5月，受中共浙江省委的委派，投考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成为黄埔第一期第二大队学员。由于他曾留学日本，在学员中名气颇大。
开学后不久，黄埔军校要成立国民党支部。这时，全校所有的共产党员都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学校规定，各个分队的党小组长，不经选举，都由校本部指定，用校长蒋中正的名义予以公布。
慑于校长威严，没有人敢公开反对。
宣侠父认为这个做法很不民主，特别是对加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不利，因而挺身而出，写了一份报告呈给校长，说:“由校长指定党小组的小组长，不符合党的组织法，请收回成命，改由各小组选举自己的小组长。"
蒋介石看了十分恼火，把宣侠父叫去，威胁说:“你如自动收回报告，我将不予追究。"
宣侠父冷静地回答:“小组长产生的办法违背了民主制度精神，应不应该提意见，责任在我;接受不接受意见，权在校长!"
蒋介石大怒，下令把宣侠父关在禁闭室反省检查，限3天之内写出悔过书，否则严惩不贷。但3天后，当他再次被蒋介石叫去时，宣侠父不仅没有写出悔过书，还义正词严地说:“学生无过可悔!"
这件事很快传遍全校，人人议论纷纷。
蒋先云知道这事以后，对宣侠父的观点很赞同，但如果因此被开除，又覚得对宣侠父的前程不利，是不是可以找到别的办法呢？
于是邀李之龙一起找到宣侠父，对他说：“你的观点我很赞同，校长一时接受不了，你可不可以缓一缓，我们请人再做做他的工作，让他改变决定？”
宣侠父有点误会蒋先云的意思，说:“巫山放心，我宣侠父绝非反复无常的小人，无论此事的结果如何，我都会一力担之。”
李之龙皱着眉头说道:“组织上派我们考入黄埔，是为了让我等学习军事，你若真被开除，如何向组织交代?”
“悔过书看似没什么，其实深藏祸心。”蒋先云轻声说，“你们想想看看，执委会中有几个中共党员，有几个国民党员就明白了。校长可以说此举是为了维护国民党的权威，只要校长提出这条理由，国民党内就不会管，甚至总理、党代表也会不理睬呢。”
李之龙佩服地看着蒋先云，说:“还是巫山厉害，这些我根本没想到。既然这样，我们还找不找廖先生了呢?”
“当然要找，这就叫死马当作活马医了。再说，就是他们说服不了校长，也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宣侠父所做的是对的!”蒋先云说完，朝宣侠父笑笑，“对不起，用词不当。”
宣侠父说:“没什么，我看谁去跟校长说都是没有用的。”
蒋先云和李之龙找了廖仲凯，把事情说了，希望他们出面劝说蒋介石收回成命。
廖仲恺从广州火速赶到学校，对宣侠父说:“我到校长那里，把你的报告撤回，结束此事，对你来说，是委曲求全，为革命受点委屈，但是不会使你受到伤害的。”
宣侠父说:“个人前途事业事小，建立民主革命风气，防止独断专行的独裁作风事大。我决不撤回报告。"
第四天，在真理面前寸步不让的宣侠父，作为黄埔一期唯一被开除的学生，昂然走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大门，扬长而去。
离校之前。宣侠父写下“大璞未完总是玉，精钢宁折不为钩”两句诗，贴在教室的墙壁上，全校学生一片哗然。
对于宣侠父愤而离校，蒋先云既敬佩、惋惜，又内疚，觉得自己没有尽到力，同时也对蒋校长的思想有了更深的认识，预感到总有一天会出事儿。他站在校门口默默地祝福宣侠父一路平安。
附：宣侠父的后续事迹
1925年春，受党组织派遣，到李大钊处工作。经李大钊推荐，以左派国民党员身份，同钱清泉前往张家口冯玉祥部做政治宣传工作。期间，他与冯玉祥及上层军官广泛接触，积极做团结争取工作。同时，专心学习苏联红军政治宣传工作的经验，开办图书室、俱乐部、训练班，对广大官兵进行启蒙教育，宣传新三民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从而开创了共产党在国民军联军中政治工作的新局面。
8月，随冯玉祥部第二师师长刘郁芬西征甘肃途经宁夏，沿途在平罗、宁夏府城、宁朔、中卫等地广泛接触各族各界人士，了解西北政治形势和民情风俗，亲自起草布告、传单，向军民宣传三民主义，宣传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主张，争取各族群众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在宁夏府城，以刘郁芬的名义，向五中八师捐赠图书，成立了图书馆。从此，鲁迅、蒋光慈、钱杏邨、高吾罕等人作品和《新青年》等报刊，开始在青年学生中传阅。他是最早在宁夏府城开展革命活动的共产党人。10月，随军抵达西北重镇兰州。根据中共北方区委关于建党工作的指示，同钱清泉与先期从武昌高等师范毕业回到兰州的共产党员张一悟取得联系，于年底创建了甘肃省第一个党组织——中共甘肃特别支部，张一悟任书记，他和钱清泉任委员。甘肃特支成立后，积极发展党员，团结动员广大民众和国民党左派及上层进步人士，广泛开展革命宣传和反帝反封建斗争，开始了兰州地区及甘肃省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有组织的革命活动。宣侠父在工作中积极宣传和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全力支持甘南拉卜楞寺藏族群众反对反动军阀马麒的正义斗争。他们热情帮助黄正清（甘南拉卜楞寺活佛嘉木祥之兄）等藏族同胞，在兰州皖江会馆成立了“藏民文化促进会”，组织会员学习文化，启发会员觉悟，进而让广大藏族同胞懂得要生存必斗争的道理和求生存的方法。
1926年夏，宣侠父作为甘肃督办代表前往甘南藏区，耐心听取藏区各界人士的意见和要求，鼓励藏族僧俗加强团结，坚决反对军阀压迫。在昌札赫寺，宣侠父受到嘉木祥活佛父亲黄位中的热情接待，还给他起了藏族名字——乍喜才仁。通过交谈，宣侠父了解到封建军阀马麒在甘南的种种恶行和藏族群众被残酷盘剥及压榨的情况，建议组织甘青藏民大同盟，并当即起草了《甘青藏民大同盟成立宣言》。许多藏族头人纷纷拜访宣侠父，明确表示接受他“团结起来，自求生存”的忠告，同时为表心迹还赠送了银元和土特产。对于藏人所赠钱财，宣侠父婉言谢绝不成，只好带回兰州捐赠兰州革命青年周报社。从甘南回到兰州，宣侠父立即为藏民起草了《甘边藏民起诉国人书》，以恳切的语言、犀利的笔锋，淋漓尽致地揭发、控诉了军阀马麒在甘南犯下的种种罪行。该起诉书不仅在省内散发，还寄往全国各地，使马麒等封建军阀惶恐不安。之后，宣侠父经多方奔走，积极做各方面的工作，迫使马麒退出拉卜楞寺，从此结束了封建军阀对甘南藏区的剥削和压迫。
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的消息传到兰州。为适应兰州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宣侠父帮助成立了国民党兰州市党部，开办政治训练人员养成所，自任教务主任，为国民军联军培养政治工作人员，领导国民党左派同国民党右派分子以及教育界一批中小豪绅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11月，宣侠父离开兰州，辗转西安、潼关等地，担任国民军联军第三路军政治处处长，继续从事部队宣传政治工作。期间，撰写了《国民军联军概论》一书，深刻分析了国民军联军胜利和失败的原因，全面总结了部队政治工作经验。面对北伐战争的发展形势，他豪情满怀，赋诗“中华民族命何穷，都在铁蹄践踏中，近日工农齐奋起，国民革命快成功。”“人民渐自梦中回，革命呼声惊似雷，同志如今须记取，自由要用血来争。”鲜明地表达了对革命形势胜利发展的喜悦之情和革命到底的决心。1927年5月，随冯玉祥出师潼关，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领中将衔。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冯玉祥转向蒋介石，开始在国民军联军中“清党”，共产党人被“礼送”出国民军联军。宣侠父和蒋庭松、刘志丹、王汝揖、方仲如、孔广耀、曾晓渊、刘贯一等几十名共产党员被一排士兵押上两节闷罐车拉到郑州，又被挂在平汉路列车上。到了驻马店，大家才得知武汉分共的消息，车至武胜关，押车排长拉开车门，大声宣布冯玉祥的驱逐令后，就径自带上队伍走了，车厢被搁置在铁轨上再也无人问津。宣侠父带领几位同志与车站方面几经交涉，才被挂上南去的列车驶向武汉。
列车到达武汉后，他们立即去找党中央组织部门分配工作。组织部决定让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去参加南昌起义，一部分赴苏联学习，宣侠父和几个有条件回家乡开展工作的被派回原籍。
1928年8月，宣侠父回诸暨，与陈作人等党员开展农民运动。9月，在诸暨城南滴水道院召开中共诸暨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中共诸暨县委，被选为委员，兼军事部长。年底，县委决定实行“二五”减租，他与党员一起，首先组织全村农民向国民党县政府请愿，提出减租要求。同年秋，又参与领导全县农民减租抗租斗争,迫使县政府答应农民的要求，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减租斗争胜利后，国民党开始有计划地搜捕共产党员。宣侠父根据党组织的决定，离开金村回到了长澜。就在他与金铃新婚后的第二天，有人向姚公埠派出所告了密。所幸农民石永莲获悉后及时通知金家，内侄金树望和一个叫丁永的青年农民马上从金村出发，走了50多里崎岖山路于当晚赶到长澜报信，宣侠父才连夜翻越坑坞山逃走。党组织考虑到他在家乡目标太大，不宜久留，决定他到外地开辟工作。
经过反复斟酌，宣侠父决定到他所熟悉的西北军从事兵运，遂于1929年3月辗转来到山东济宁国民党军孙良诚部所属的梁冠英部。任二十五路军总参议和南京政府军事参议院参议。宣侠父在此很快就与留在这支部队的地下党员取得了联系，工作开展颇为顺利，还创办了一个名为《混战》的刊物，报道红军战斗和工人罢工的消息，揭露新军阀的反革命罪行。不料到了5月，冯玉祥获悉宣侠父在梁部从事革命活动，立即电令梁将宣侠父押送开封，软禁在总部军法处，以后又转押至撞关监狱。不久，冯因准备同蒋介石打仗，无暇他顾，宣侠父因此获释。他的弟弟翼父这时在胡宗南部第一师当连长，已安家在武汉。入秋后宣侠父便来到武汉，住在弟弟家里。得知父亲已经去世，他就托人将妻子金铃接来同住。内侄金树东随后也来到武汉。这时金铃有了孩子，由于环境艰苦，出生不久就夭折了。
宣侠父于1930年春在汉口写完《灰梦》及《入伍前后》两部自传体长篇小说，交内侄金树东携至上海，由当时在复旦大学任教的陈望道阅后，倍加赞赏，认为这是一本内容新颖、风格独特的作品，推荐给上海北新书局。北新书局编辑部认为，作者文笔生动、秀丽、犀利、诙谐，建议将《灰梦》书名改为《西北远征记》，侠父决定用笔名“今秋”、“石雁”出版。1929年，宣侠父入国民革命军梁冠英部，任二十五路军总参议和南京政府军事参议院参议。宣侠父在此时同“左联”交往密切，但考虑到他当时的身份，公开加入左联显然不妥。后经左联党团组织决定，吸收他为左联秘密盟员，这件事只有几名左联极少数领导人知道。
宣侠父还说服了梁冠英，请他出资在上海帮助几个文人朋友办个书店。梁出了3万元大洋，侠父携款到上海，在上海七浦路上建了湖风书局，请其兄宣归父题写了书店匾额。为了书店的开业少受干扰，周和金作为梁冠英的人曾去拜访过杜月笙。书店开张后，出版了文化总同盟党团秘密机关刊物《文学导报》，还出版了丁玲主编的文学刊物《北斗》，终于使左翼文学有了自己的喉舌，自己的出版阵地，为反击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引自《百度百科》
